•        2009年,我第一次带着自己的纪录片去到昆明的“云之南”和香港的“华语纪录片2009”,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是——遇见的这些人,没有让我觉得陌生。自己并不是个擅长与人交往的人,面对不熟悉的面孔时常常就畏惧着沉默了,而在这两次影展中,莫名的就放松下来。之后又与几位导演在不同的场合见过面,留下了一些温暖的回忆。

           我在昆明犯傻,没有看清观众投票的要求就去墙上划字,一口气勾了好几个片子;然后师姐顾亚平指点我看相关投票规定,我才恍然大悟地蹲在云南省图书馆门前踌躇起来,到底是放弃谁的比较好?

           昆明四月的阳光下面,有一种疲惫和无力的感觉,密集看片之后有些许的虚脱感——纪录片看多了,必会自省,我在那时想,在这群导演面前我是何等的无知;而我们这一群人面对生活时,又是何等的渺小微弱。我第一次看到了《麦收》、《小李子》和《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在放胡新宇的《家庭特写》时,一直落泪;要到了碟片,熬夜看《马大夫的诊所》;以及吴昊昊的一系列纪录片。看了村民影像计划的一些片段。第一次系统连贯的看完了周浩这几年的几个片子。在年底下载了国际版的《SF》,等来了徐童和丛峰的新片。看得不够齐全,已经足够让我分裂地把自己搁置于美好的企盼和无底的绝望两端。

           明知这美好和意义,却放纵自己在某些时刻退缩和忍耐,一半是为了生计,一半是自己还不够坚强。

           不过,对纪录影像依然迷恋和坚信,这大约会让我在许久的等待后重新持机,去捕捉我贫瘠的生命阅历里还值得纪录的那些事由。

           我事实上是在2009年第一次面对了中国纪录片的面貌。在这还混沌的面孔中,我想向一些人致谢——吴文光、张献民、朱日坤、张虹、周浩——这几位都只是一面或几面之谋,都未有机会深谈。在学生时代,他们都只存在于耳闻之中,而我在这一年里目睹了他们为纪录影像的搜集整理展映发行等工作做出的努力。有一次放映时有观众问我,你对中国纪录片有什么希望。我略有些激动地说,我希望中国纪录片能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条。而这些人在做的,我想正是这个产业链条的肇始,这些努力让人动容。

           在这一年里我还接触了其他一些人,他们是上海的徐鸢和小武、北京的“清华文津放映”和“猜火车放映”的朋友们、天津的“影迷幼儿园”……当我走进这一间间小小的咖啡馆或放映厅,我在想,他们做的是不是未来中国艺术院线的起点,他们看起来力量微薄,而这微薄的力量有没有可能在某一天百川汇流,而真正推进中国艺术院线的建设。

           我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一切折射出的希望。

           我停滞了自己的《两个季节》全部的海外送展,一是一直没有时间重新修剪一下,二是对英文字幕也不够满意;而这些也许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恐怕我在完成了自己第一个长片后,开始明白一些问题。

           自我怀疑是我秉性里的东西。每一次放映都有观众问,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这个片子难以一言以蔽之,因为我自己没有想清楚。和教师这个职业纠缠了两三年,我越来越觉得我无从给这纷繁的问题一个有头绪的解释,索性搁在那儿,不解释了。

           我常想,以我的年龄阅历、知识结构,有多大力量去给周遭解释什么。我只剩用心感知和捕捉。因此,也许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显得绵密却无力,却只能做到能力范围内的这些而不敢妄言妄行。

           我坚信纪录片是一个导演掏心掏肺的奉献,他的生命轨迹会全部投射于他的影像表达,因此我们能看到一些人的愤怒、一些人的欢愉、一些人的张扬、一些人的深沉……我们能看到他们出生于哪个年代,这个时代全部的阳光和反讽给他们雕琢了怎样的印记。而我还缺乏这样的阅历,只希望时间能给我铭刻下些什么。

           那么,就这样吧。也许有一天我会深邃起来,也许我依然这样絮絮叨叨。但是我只能不自信地开始下一次拍摄,可能不是一个有重量的纪录片,只是一个现实的纪录和我犹犹豫豫的思考——对于创作,我要求进步,却不奢求其他。因为纪录片的存在已是意义,我不够睿智,只能先为这存在做点什么。

           纪录片不因为它是纪录片就崇高起来的,制作者也不因为制作的是纪录片就更聪慧甚至伟大。我甚至越来越害怕那些立场鲜明的影片,我在怀疑——要有立场恐怕是没错的,但如果只有立场,和我们厌恶的那些东西,在方法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似乎不害怕自己不自信,甚至不敢自信,却害怕自我沉溺。害怕我太被纪录片散发的光热感动,而忽视了它本来要求我做的是什么事情。

           在这一年里想明白了这事,我突然变得快乐了许多。

           2009年我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班和进修班的两个课堂讲纪录片课,这大约是这一年最让我忐忑和劳神费力的事情了。当纪录片进入课程,不免要梳理历史和技法——大致的框架确定以后,每周我都会在授课片目的问题上反复斟酌。等到两个学期课程结束,可以罗列出一个片单。在这个片单里,华语纪录片的数目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而这已然不多中的一半,还来自台湾。

           让我说什么好呢……我们的导演们大多太可怜了,在有限的投入里,凭什么要求他们拿出精良的制作水平?而面对影片本身时,只能拉平了标尺,研其思想、观其视听。当观众直面一个影片时,我们又凭什么要求他们体恤导演创作的艰辛?

           我亦知道自己于这环境中的无力,并妄推很多人大约也是如此。更明白朝夕之间,恐怕难有改观。

           但是,就影片质量本身而言,能不能做一些努力。比如尽可能的融资,比如更注意摄影和录音,比如更精良的剪辑。比如《水蜜桃阿嬷》,弥漫全片的诗意和情怀很多来自于摄录的娴熟;而观看了《音乐人生》几个不同剪辑版本后,我叹服于后期的精打细磨对于一部纪录片的重要。

           毕竟,纪录片不仅仅是文档,而在电影所要求的层面上,我们还能做得更好一些。

     

           以此祝福中国纪录片还将前行的路。

  •     我现在想改善一下心情,最好的办法肯定不是睡觉而是想点高兴的事情,比如mujun同学请我吃的泰国鸡。

        我曾很多次和mujun说,她挺适合当一个纪录片导演,她对此的反馈是:这是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评价。

        说实话,我开始完全不明白这个反馈是什么意思,直到mujun说“这片子就是个出色的ethnography,而你就是个出色的ethnographer”。

        我想说,这是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评价。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云之南结束后和几位评委聊过片子,普遍的反映是太平了。其实这个片子要做到尖锐是很容易的,我的素材绰绰有余,足以把中国中学教育之荒诞刻画淋漓。做成现在这样的确是我故意的,因为我和这个学校、这些老师、这群孩子有感情;更重要的是我还是相信纪录片中一定要带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目光。所以我不能够把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简单化,比如:教育局在压迫老师、教师在体制中挣扎、学生学业压力很大很可怜……等等。身处其中两年,又拍了那么久,我其实知道有些东西只能用“庞大系统”当做一个形容词来限定。比如各个权利关系之间的相互掣肘,这个综合力量最后的走向不是谁力气大谁说了算的,甚至,我们其实往往对谁力气更大失之判断。

        哈佛有观众问:我们在海外看这个很新鲜,因为很多年不回国的确不知道国内教育是这样的现状,问题是你这个片子在国内放观众会不会觉得没劲?

        我说在国内放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平时关注的舆论中的教育,就是课业负担这一单一问题,衍伸出来的许多评价,比如对于教师群体的评价,也限于他们同时承担和施加课业负担。问题是校园里的一切并不是想象的这么简单,所有人面临的问题都很多,比如教师要面临班级里的偷窃、学生要面临打架、家长要面临家庭矛盾。其中多数与课业负担毫不相关,而在我见到的校园里,这些才牵扯了至少是教师群体的大部分精力。所以我最后做的是综合作用力,是在这个纷乱的环境下,我们的孩子在成长——我设想也许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思考,而不是用“减负”就抹平了所有的暗流。

        我们平时的许多看法误差是多么大啊!比如洗脑,这个词现在被说得太多了,有一天一个叔叔就对我表示了愤慨,大约是因为我对洗脑这事不够重视,所以我充分体现出了我被洗脑。但是我的问题是:洗脑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主动接受过程?如果现在很多人叫被洗脑,那么清末部分文人算什么?如果清末那些为大清国哭泣的人也都算被洗脑,那么你是否承认南宋词人心心念念希图“北归”也算被洗脑?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现在的很多民族情绪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孝子之心有多少联系?我们能不能一概否认忠臣孝子?如果曾经有诚挚的忠臣孝子,那么今天很多人是不是被一党洗脑的结果?

        这是在历时性上看问题,如果在共时性上考量现在的舆论,所谓恶魔教师、变态警察、混蛋城管、暴力村官、无良医生、白痴媒体……把这些群体落实到个体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承受着怎样具体的生活压力?他们的工作事实上被哪些力量制衡?而这么多职业都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是不是简单向外指责体制,向内指责人性,还是有一个更复杂的体系在左右所有人?

        有时候很多事情推敲起来就会有意思。比如现在众口一词指责90后,连曾经被积毁销骨的80后也在其中。但指责的同时,有没有倒推着想想为什么60后的父母养育出了90后的问题?60后的这一群人,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恰在文革期间,这个阶段的社会和这个阶段社会给予他们的教育究竟在多大层面上影响了他们现在对下一代的养育方式?

        ……在哈佛的那个晚上,一直和mujun东扯西拉地说这些。说到最后就是她的评价:ethnography以及ethnographer。

        可能,所以,我的片子评委们认为太平了?问题是我没有自信给出一个结论。结论往往会是尖锐的,而现实只是乱象。这个片子在历次放映中都被人拿来和《高三》以及《请投我一票》对比。《高三》我是欣赏的,但是正如我自己开题时所说,这个片子唤起了回忆达成了共鸣,却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请投我一票》最近被问得很多,大抵都是我看过没有,我怎么看?这个片子和我的片子拍摄地在武汉同一个行政区,我之所以不喜欢的原因不是撞车而是完全没撞上。

        我去中学应聘的时候经历了一关“班主任能力测试”,后来我判断,这一关考察的不是教育观念多先进,而是具体操作能不能胜任。我当年抽到的题目是有学生长期不好好学习屡教不改应该怎么办?我说都屡教不改了,该请家长请家长,该罚就罚。按规定新教师是不用当班主任的,后来我一入校教学就被屡屡指定顶替各班班主任职务,应该和这个问答有关。拍摄时我遇到了新的招聘,唯一放进最后完成片的素材,就是这个“班主任能力测试”。其实老师选班长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首先是这个孩子在班里的执行能力。所以不会有一个小学老师在选班长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是民主选举,你们知道什么叫民主吗?”这片子要隐喻中国民主进程,开篇就上来这么一句话,老师还说得那么不自然,再结合中小学老师选班长的一贯目的,我笃信这句话是“导演教的”。

         贿选是这个片子里很重要的段落,也是最出彩的。问题又来了,我知道武汉人大多说不好普通话,而且自嘲说普通话时的四不像为“弯管子普通话”,说这种话在武汉方言中只有一个动词——“憋”;而且,在武汉这样憋,是会被周围人嘲笑的。片中两位父亲,一位在贿选环节,另一位在家辅导孩子演讲时,都不约而同“憋着一口弯管子的普通话”,面对的又都是武汉本土人,这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可能出现。那么唯一解释就是,这是导演要求的,估计是为了观看和发行的方便。但问题是,如果连方言习惯都强迫拍摄对象改变,那么我怎么相信这个环节本身的真实性?

        啥都不说了,这两个片子的冲击感都比我的强烈。

        所以mujun的话是个最坏的评价,这也许意味着,我不够成为一个好导演,因为电影的框架不能像社会学论文,它更需要的是故事、冲突、桥段。

        剪片子容易,过自己心里的关口难。国内放映时很多观众问:你到底要说什么?你想怎么解决教育问题?我每每遭遇这两个问题都极困窘,最后只好回答: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改来改去,试图适应一下观众的胃口。在哈佛的校园里杰鹏推着他的自行车和我聊:你的片子啊,很多东西都铺在那里,没有说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同时说——

        我:这是我的问题!

        杰鹏: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我停下来说——咱们握个手吧,谢谢你看懂我了。

        因为纪录片和社会学都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后来mujun很欣赏杰鹏给我的片子改定的简介,说这个人用词就看得出他的社会学背景啊!我说你说得对了,这是个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写的:

        Everyone has gone through the complex set of social dynamics, power relations, and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at is known as middle school.  This story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unfolds in an ordinary middle school in Wuhan.  Confrontied with the never-ending troubles that arise in the maintenance of order and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the teachers, parents and the children all seek to use their own way to deal with these troubles.

        我以后会使用这一版影片介绍。现在想想,被两位社会学博士(且一个是哈佛的一个是布朗的)欣赏的片子,是对一个纪录片导演最好以及最坏的评价么?

  • 早起的交谈

    2009-04-06

        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家机构找我,说你把这个片子剪到90分钟,我就可以帮你把它推向电视台。我说再剪短一点是可行的,但我本来就不想在电视台放,所以我还是不会为了电视台的要求剪短。过了一天,林鑫和我说,哈哈哈,昨天那个人好搞笑啊!

        不是我们统一的zhuangbility,而是独立制作纪录片和电视台操作方式之间越来越显得水火不容。今年有影响的几个片子,丛峰徐童顾桃于广义们都是扎下去和拍摄对象共同呼吸;黄伟凯的作品稍不一样,但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导演本人没有扎下去,却能够听到他和那么广大的拍摄对象在一起的心跳。

        专题片我做过不少了,每次过后都有感伤和不爽,对于那些能发展成一个独立制作纪录片的题材,我更不爽,因为我知道在完成前者的时候,我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已经导致我不可能完成后者。

        早起收信,看了一下自己博客后台,发现那位链接了我、曾说我是个“北电男孩儿”现在说我是“北电xiao孩儿”的网址曾经来访,随手点过去看了一下。看到这样一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a451220100cty8.html

        我不再全引,有兴趣的右键新窗口打开看吧。顿时如鲠在喉,然后我一抽疯,忍不住留了一段话:

        ……您这里链接我以后常过来看一眼,说实话,看到这篇有点不爽。
        当然,我还是不知道您是谁,以什么工作方式进行。但是还是多说几句吧。
        首先,像您这样搜集素材回来编辑的方式,很多人做得很好,比如今年在云之南看黄伟凯的《现实是过去的未来》,他搜集了无数人的1000多小时素材,这片子在真是电影节和云之南都受到了欢迎。
        其次,侃侃而谈其实是我个人力戒的,越侃侃而谈其实越是有自信塑造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越掩饰的越本真,我往往宁愿要后者,然后再深入。您用大人物小人物来界定,我没看素材不敢肯定,但我自己的操作中其实往往不见得如此。或者有时候,还是拍摄者交流方式的问题。
        最后,“小子,别给我装大尾巴狼,我要的是这个”,您觉得给对象一个这种态度的“杀手锏”好么?我不敢苟同。私底下建立平台是拍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情,我仅仅是这样认为。

        我现在补充一点:其实很多侃侃而谈的纪录片很好,比如《战争迷雾》,但是我们可以考察导演在之前做了多少案头准备;比如《浩劫》,那么我曾经和人讲过,《浩劫》在访谈时对于人物关系的排列,谁坐沙发谁坐沙发扶手都是讲究的,这种排列中间让人获得的放松感不能忽视;比如华语纪录片中的《秉爱》,冯艳在多少年以后才能打开秉爱的话匣子;再如《何凤鸣》,同样是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吴昊昊依然是一个例外,但在《人民艺术家》中,也可以看到导演本人赤身裸背,一个完全敞开自己的姿态在和拍摄对象交谈。

        博主很快给我回复:谢谢你,小美眉!(把你当作小男孩的事儿很抱歉.) 
        我们现在是被逼无奈,在电视台工作有时候是很悲哀的.领导的要求已经与我们事前的设想相差很远了.时间是大问题,又想尽可能保持我们预期的品质,非常难.
        我说的侃侃而谈是想说那种真实的交谈,和对镜头的不介意;大人物,名人,往往不说真说不说实话,只说空话套话.....而我们受条件限制,做不到深入接触和沉静观察.就要播出了.非常的遗憾和痛苦.
        无意中看到你的博客,知道你的一点背景,很期待看到你的大作...也很渴望能保持这样的交流. 
        暂时不说我是谁好么?我认识你身边很多人,还是这样更方便些.
        谢谢你!

        哈哈,这样一来,越看越觉得是熟人。没事没事,碰见熟人长辈老师……我顿时会噤声,这样的确很好。

        电视台现在成了每个拍摄者都很无奈的一个东西,我不会一意贬低电视台,这样没劲。还是我曾经说过的,我当然希望我们也有NHK这样的机构,做好的纪录片,毕竟电视台的资源比我们好太多,如果他们能够自发自省,这是纪录片行业的幸事——我保持着这种期待,而且曾经看见了陈虻这样优秀的先行者。在电视台内做好玩的事情,是我每次挣钱时最想做的。有过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这个回头再说,现在我准备出门花钱了……败家啊,终于要换相机了。

        感谢fiona现在的尝试。

  • 海报第三版

    2009-01-10

        感谢尊敬的何老师辛勤工作,海报改出了第三版,我很喜欢这一版。继续把草稿放上来,大家帮忙看看,请继续抨击何老师谢谢!差不多的话可以开始做正式的了。

  •     尊敬的何老师在百忙了大半年之后终于抽空给我做了张海报。放上来征集意见三天。现在要做的修改是,谢老师和我的名字顺序调换。另外准备做一版带学院标的去送学生影展。

        何老师他媳妇建议下面这个蓝色改成黑白。

        能把DVD截图弄出印刷精度……何老师辛苦了!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并非最终版,请勿转载谢谢。

        下面的是第二版,请大家继续提意见——

  •     每个人都在问我后期做完没有,从爹妈到老师,六中同事、同学朋友……快完了快完了,当然老师们看完还有很多次修改。先放几张图,无剧透呵呵。

    以前我们普遍认为,自从高中部竖起这尊孔子像,就坏了风水。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预备-起!

    这个办公室拍出来的调子有点像80年代故事片。

    曝光真的不好控制啊,右边的窗户毛了,但室内还是这么暗。

    和学生在一起的范老师。

    和学生在一起的叶老大。

    有奖竞猜:后景这个伢为什么开始跳舞?

    这个不用有奖竞猜了,显然是一边罚站一边写检讨……

        这个字幕真是要搞死人呐!我昨天再问系里,为什么现在上的字幕会虚边,结果两位好同志笑得哗啦哗啦的说,没关系,这样有胶片感!

        ……………… 

  • 这个片子开始不久,有一个接近九分钟的镜头。如果这个镜头会在最后的完成片中存在的话,绝对是我拍纪录片到现在的一个极限了。而且拍的时候真的很小心,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停步,镜头给老师还是学生,纵深上的构图以及从哪里推上去到哪里停住,都很小心。

    是范老师和学生的对话。学生犯了错误,范老师了解情况,和学生一起给家长电话,然后和学生交谈,最后孩子离开,他的班主任在他离开后忍不住笑。

    我之所以完整保留这个漫长的镜头,是因为这是一个学校和一个老师常规处理问题的方式,放在开始的部分,对后面的一些事件可以起一个说明作用,后面很多事情我就只截取片段。而且,我的拍摄对象在这个事情中的处理方式和别的老师还是颇不同的,在她的细节中可以看到她的性格和处事的态度。

    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别的事件中能不能看到这种细节和性格,整个构架里是否还有类似的事件重复。后来觉得九分钟实在太长,于是删了。

    今天和师兄说我删了这段,结果他笑了半天说——可是那一段我觉得很好玩的啊。

    晚上冲去浴室的时候终于在电梯间遇见亲爱的程程,约好明天来拿听打的字幕文件——明天先出一版未合成的并把字幕文件做好。临近子夜程程跑来找我聊天,看了一小段片子,商量了一下字幕翻译中的语言控制。然后我问程程这段要不要拿下,程程说,你现在130分钟和140分钟有什么区别呢,不要掐时间了,整个厚度在这里,为了增加厚度的部分还是别拿下吧。

    于是我又把这段塞回去了……我不知道老师们看完以后会不会再次拿下。

    结构在最后做了很大的调整,这个调整颇无奈,之所以不能按最初的剪辑大纲顺序更逻辑和更有力量的排列事件,是因为两个我在拍摄时虽然意识到了但没想到这么麻烦的事情。一是范老师的头发,范老师烫完头发以后造型全变了,于是,我不能让她一会儿清汤挂面一会儿卷发飘飘然后又折回清汤挂面去。二是三八节孩子们送的花,都放在办公桌上,那几捧花现在偶尔仍会时隐时现。

    故事片的一位同学恍然大悟对班长说——我终于明白了,你们纪录片是后期编剧。

    所有的故事片作业都还没有做完后期,他们都是30分钟内的片子啊,我看着自己这个接近150分钟的庞然大物,咬牙没日没夜赶工——很多地方的调色只能先忽略过去了。好长啊,我的预期是120分钟到130分钟的,现在超得有点多。导师让我在长版定稿后再出一个30分钟内的短版,想起这个要求就有点茫然,完全不知道怎么剪这个短版。

    今天晚上在走廊闲逛休息的时候,觉得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第一个十分钟,是谢校长的讲话,完整素材;接下来五分钟,是声音连接好的初剪版,可以在流畅的声音下看见谢校长完美演示什么叫跳切;第三段的还是谢校长面部的跳切,但是是他语言的剩余部分,也就是——停顿、嗯、啊、这个、那个,这部分会严重超过五分钟的,因为每次截完以后我都会感叹话语中的冗余居然如此之多;最后放一遍带反应的剪辑版,画面声音都是流畅的。这四段的顺序怎么排列还得想想,片名叫《开会》。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某天我剪糊涂了,一小截一小截删无用部分时删错了一点,于是满脸黑线的听到一段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声和停顿的累积,感觉十分怪异。

    自从认识何老师以后就老想自己做点实验性质的片子和影像装置。

    现在的完成稿,跳切的地方有点多,让它们跳去吧,有一两处的确是我已经没辙了,素材里没有足够反应镜头去贴;而有几处是故意跳的,特别是在老师们慷慨激昂骂学生的时候,我正在考虑是否打乱我现在调整过的太有逻辑的训话,而回到这场训斥的原始顺序,显得更激烈和跳跃一些,也是更真实的“气得语无伦次”。

    纪录片的后期,很累很过瘾!

  • 来汇报一下截至此时的情况:

    1.进行到86分钟,本来预计十天出一版显然要推迟。但还是希望在后天天亮之前做出未合成的第一版。

    2.时间肯定会超过预期的120分钟,尽量往下卡,有点不舍,有点怕自己啰嗦,有点艰难。

    3.师兄铁拳看了大约70分钟的剪辑版,说总体“相当好”,但是问我“是不是和两位人物感情很深”,剪得有些“感情用事”。眼睛果然毒,我的确对范老师叶老师感情很深,的确有些感情用事。这个问题想了两天,决定暂且继续感情用事,我还是想让片子温暖一点。

    3.注意师兄说的是“两位人物”,而原定的计划中是有三个主人公的,现在肖老师的部分基本被删掉。这是个很让我自己惋惜的决定。事实上肖老师是相当出彩的一个角色,几乎没有学生喜欢她,甚至班主任们也常常直呼“肖太婆”,但是绝对是一个学校中不能缺少的忙前忙后的政教主任。前期beifast在看素材的时候,每逢肖老师出场就乐滋滋的兴奋,说他喜欢肖老师;后来是何老师,看了两小时缩编素材后指着肖老师说:我喜欢这个老师。这两个人中学时代都不是什么好学生,这个看素材的反应就很让我思索——可见肖老师是个出戏的角色。之所以最终放弃是技术问题,肖老师的发音方式是一个字粘着一个字,表述上重复的话语又相当多,矛盾就在于太多地方必须截断重新组合却实在截不断。前天夜里剪肖老师组织的班主任会,原始素材大约一小时,缩编的时候抠不细致,缩到23分钟,希望在完成片中是4分钟左右。这其实是一次很有代表性的班主任会,一个班主任除了学生成绩要操多少心,从肖老师为一周工作布置的无数项任务就可以窥见。剪了一夜,结果是非线上一堆七零八落的音频片段,一个字粘一个字的说话方式导致几乎每个接点都不顺畅,做调整做了很久还是不顺畅。到早上看见太阳溜达出来以后,终于精神崩溃,把这次班主任会框定,按了一下del。做了一夜无用功,痛不欲生的挠墙挠了半天。这是个重大的教训!其实导师早就提醒过拍的时候要带着后期思维拍,但是我只关注了视觉,及时做机位和景别的调整。监听过程中只关注清晰度能否达到我的最低要求,在后期会遇到的音频剪辑问题在拍摄过程中的确考虑得极不周到。

    4.感谢何老师,在回汉探母病的百忙之中去六中替我拍摄了海报所需要的图片。感谢海海同学慷慨借出他的宝贝相机。感谢六中为他的拍摄提供方便的老师同学和门房的各位师傅。我对何老师将要为本片设计的海报非常期待。

    5.在和何老师商讨过后,决定放弃在本片使用音乐的前期设想。全片除有源的音乐和音响外不再配音和配乐。用何老师的话说,好好的片子,别弄成了《读者》。

    6.后期音频技术已经约好,现招聘后期视频技术一名。要求熟练使用Final Cut Pro,需要做的有四处遮幅(含画布调整)、一处特技、不知道多少处的亮度调整和不会太多的调色,以及片尾合成。无酬劳,只能请吃饭和名字上片尾字幕。工作时间是在下周任意时间,大约需要一天,彻底定稿后还需要大约半天。如果这位同志人品爆发还愿意帮我上唱词字幕,我就感激涕零了——迄今为止,我还在幻想一屏一屏对字幕而不想拍字幕,所有人听到我这个想法都说我是在找死。

    7.另招聘翻译一名——东张西望的看程程到哪里去了。最近一直没碰见她,其实她是最合适的:学电影传播、英语好、懂武汉话——就怕没时间,所以还是请能帮忙的朋友先报一下名。以及字幕校对一名,此人最好来自英语国家,懂中文的话更好。同样都付不起酬劳,只能请吃饭和上片尾字幕。

    8.下周末左右开始给各位老师送第一版听候指教。同步组织试映,广泛听取意见进行调整合成。我争取找一个能集中看的地方和一个相对靠谱的时间(比如周末),盼望感兴趣的朋友来帮帮忙。希望大家往死里拍,别拍死了就行。

    9.最后说一句矫情的话。三年来我都没有任何自信,跨专业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永远怀疑当年是算错了分数我才混进学院的……现在我的自信终于一点点建立起来了,对最后成片虽则依然忐忑,但相信应该是一部至少不坏的片子。

  • 上非线的素材共计十一小时,彻底抛开了之前的素材,以后全部的版本都直接用这十一个小时。再谢再谢两位李老师慷慨借给我一台便携对编,虽然之后无数人说这是我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最开端,但是如果没有这台伟大的对编,现在非晕死在那漫天满地的素材之中不可。

    DVCPro的放机,最后是在新影厂租的,400元。其他各家单位,包括松下最大的售后服务中心“健农”都是如此的不靠谱。我吭哧吭哧把机器抱回学校的时候得到了不低的回头率。在系里机房蹲守一夜,采集完毕。感谢解导在我急昏了头的时候提供了新影厂内“银河星光”的电话,感谢系里的好同志们在机房严重紧张的情况下仍给我匀出一台机器并破例提供了一个晚上工作的时间,感谢导演系质量良好的400G火线硬盘。

    iMac877很好用——而且,真的太漂亮了。铁拳昨日说他也想配一台苹果,我已经欲哭无泪,告诉他亏得当初没听他的配PC——师兄笑说,我还不是想给你省钱——现在他这个号称反苹果的人终于尝到了甜头,居然也要配苹果。Final Cut Pro很强大,很方便。两年前晓世和我说Final不好上手,吓着我了。结果我发现比Avid好使几百倍不止,多轨和键盘快捷键实在太好用,一晚上基本的操作完全熟练。iMac的性能也很让人满意,跑起来嗖嗖的。这笔投资很值。

    剪辑进入了焦灼状态,拍完军训我就返校上课,回汉已经是漫天大雪。这怎么也没法接啊,把军训全舍去又有些不忍——虽然只有几个镜头,但是其中的确有很重要的镜头,奠定后面基调的几个隐喻。诸如此类情况……正在转场和蒙太奇中挣扎。

    预计十天后出第一版。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谨慎和忐忑,这十天时间将全力以赴,精雕细刻。

    闭关拼命!此处暂停更新,等我十天后活着回来继续说老家的故事。

    纪录片的剪辑,未尝是孤独的享受,此刻更像钢丝绳上命悬一线的行进。

    焦灼、犹豫、取舍……前段时间和班长聊起各自的毕业创作,都叹说比故事片艰难太多了。但是06的师弟问起,我还是叮嘱一定要拍一个纪录长片,这种磨合、观察、挣扎,以及架构、衡量、反思,都是收获。

  •     说到中国教育,没有不骂的。

        如果破口大骂的话,这个片子其实很好做,从体制到具体操作的每个环节,可以骂得洋洋洒洒、义正词严,可以做得忧心忡忡、“高屋建瓴”。但是我这个片子不骂人,而且我还是想让它尽可能的好玩。

        何老师看了大概两小时的缩编素材。看的时候,突然回头说:“如果我有孩子……”我以为如他这般不羁的人一定会说让孩子自由发展不被变态的基础教育束缚云云。结果他说的是:“……一定要让他(她)听话守规矩!”彼时一个孩子正在监视器里无谓的罚站。前期beifast看素材的时候,亦说以后如果有孩子要严厉管教在学校守规矩云云。看到如此残酷的教育现实,第一批观众的这种反应让我很欣慰。

        基础教育的一个层面是教学生习得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社会化的过程。这个社会化的方向不一定是我们所期待的,但如果一个未成年人不能社会化,他遭遇的坎坷挫折也许会更多。其实不仅是基础教育,每个人都会面临和大环境的协调问题。所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最后就只好去跳汨罗。屈原固然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代表,但他毕竟不能算幸福的人,不能作为普世的行为准则去要求每个人,特别是孩子。同样的,鲁迅死了,王晓明哀悼《双驾马车的倾覆》;小川绅介死了,彭小莲感叹《理想主义的困惑》。诸如“倾覆”、“困惑”等词汇,可见后人对卓尔不群的某种认识。

        我曾在“天涯杂谈”看见一个父亲忿然发文,大意是阻挠六岁儿子在学校加入少先队未果。这位父亲站在信仰自由角度抨击少先队制度,并无奈于自己的儿子听不懂他的道理执意要入队。在我看来,一个六岁的孩子以后还有漫长的时光可以理解信仰的问题,而六岁时不能合群的伤害远大于此时让他戴上红领巾对他信仰的伤害。

        我不知道一个人最初撒谎的年龄会多小,但最大不会超过小学三年级,每个中国孩子都学会堂而皇之的撒谎了。因为小学三年级开始要求成篇的作文,在小学三年级,“扶盲人过马路”、“给老太太举伞”、“‘我叫红领巾’”之类的文字谁不曾写过?

        知道这是谎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会理所当然的写下来;反省这些谎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依然要求孩子们去重复?

        我自己不知道答案,但我在片子里只想说:这一切都不应该被指责和辱骂,如果单纯的指责这种教育的不正常,把它归结于所谓制度,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想。如果这个片子看过了,笑过了,突然心酸,犹豫自家孩子的教育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意义,且高于痛骂中国基础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