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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寻找出路是找不到的
200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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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少在临晨有这样的冲动来写点什么，我用大量的流水帐来填充自己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唯一脆弱的理由是我要把生活里细如发丝的一些感受捕捉下来，尽管我不知道这种捕捉是否有意义。这很像一部纪录片拍摄的开始，有一些什么捕捉了你的灵魂，然后你拿起机器去拍摄，但永远无法预知结局。甚至当你坐在剪辑台上开始建构一个作品的时候，这个过程依然充满了悬念，任何一个结构上的重新设置，都会让镜头里的“真实”产生偏移。
今天晚上打开sohu的页面只是想看看主席的新年致辞和萨达姆，这个世界的运转更多的时候是依靠这样一些浮现于网页的新闻和这些被新闻传递的人物。然后想看看诺基亚N73是否降价，虽然未来一年内这款手机的降价幅度都不在我的购买力内。我的生活依然由这些琐屑构成，而大约是对“纪录片”这三个字有些过于敏感，因此在一个网页的纷乱中依然首先点开了sohu文化版郭熙志的文章《“反动”，是中国纪录片出路？》。
这个题目让我哑然，脑海中第一个蹦出的句子是：选择纪录片是不是我对于自己生活的“反动”？
以上三段仅仅是我突然想写下的废话。
（二）
2006年对于纪录片的注视突然澎湃起来，《读书》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纪录片的文章，其中至少两篇来自吕新雨，还有一次他参加的关于纪录片的讨论记录。我在看到吕新雨今年第一篇关于纪录片的文字之后就忍不住想冷笑——虽然我对这位关注纪录片的教授有不少崇敬。语焉不详的谈论摄影机对于拍摄对象的侵犯我认为已经毫无意义，这个问题摆在新纪录片运动的滥觞期尚可以掀起一些波澜，而今天的再提这个话题又有多大意义？生活里对于一个人造成侵犯的东西太多，逛街时一个拉着路人做美容的推销员也可以打断一对情侣的私语。一个男人对情人的轻柔和推开推销员的冷漠，哪一个才是他本性的真实？讨论摄影机侵犯状态下的人物真实，首先漠视的一点就是纪录片本身的限定性。只要一部影片存在，那么一切都是镜头记录下的对象状态而不是没有镜头的状态，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通过各种手段让这种界限模糊，却不可能将其抹煞。存在侵犯是必定的，而这种侵犯只要存在推动力，不管推向哪个方面，都存在它的意义。正如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个人面对镜头的谎言和做戏，这恰恰更让我们玩味他本来的面貌，去体会他的诉求和恐惧。
纪录片本体的讨论一直在今年的《读书》杂志喧嚣着，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真的对纪录片本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是对拍摄手段有一个理论的架构，则纪录片必亡。题材和手法的多元、不确定恰恰是纪录片迸发魅力之所在，统一于“非虚构”这个最高准则下面，纪录片有无数的可能，任何试图确定一个概念的讨论我觉得都是徒劳而可笑的。这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书写历史的问题，人类每一次对于过往的回眸都将重新定位一次书写方式，有时候的方式是智慧的，有时候的方式是可笑的，但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方式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这也正像一部纪录影片，我们可以讨论更优方案，却无法推翻存在本身。我迷恋赖妮·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正是因为无论是她的素材还是她的激情，在今天都有着更多样的读解可能。历史是必须回望的，迫切的定位可能会是一个逼仄的视角。正如“中国纪录片”这个概念，如果向后延伸50年，独立制片的份额和走向无法预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蒋樾和段锦川在CCTV的一些制作，按现在某些划分方法，是不是就确定为“专题”而非“纪录”？
（三）
试图给中国当代纪录片写下历史的人已经很多，今天看到的这篇《“反动”，是中国纪录片出路？》亦然。作者归结出了一条“反动”的道路：首先是反抗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庸俗现实主义；然后是对主流生活的反动走向“边缘”；接着是对“艺术本体”和“边缘”的反动，并强调这次反动的不是回归庸俗社会学，而是对现实的重新发现，一种对主流生活的审视；再接着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动而走向“心理现实主义”和“精神”。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判断，比如《望长城》是纪实类的节目；纪录片最主要的敌人是报道……要作者不要记者……《姐妹》和以前曾出现过的《留学生活》是没有纪录片的文本意义的；以及“我建议《798》的作者沈晓敏还是看看怀斯曼”。
看起来这文章全是对的，这条以“反动”为核心梳理出的线索四平八稳。但首先，什么是纪录片？或者用作者的话来反问，什么是“纪录片的文本意义”？文本这个概念的内核就是读解的多样性和读者的话语权，《姐妹》和《留学生活》是否已经完全的丧失了这种读解可能？第二，用“反动”这条线索是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特性还是普遍艺术规律？杜尚的作品是对传统美术的反动，意识流小说是对传统叙事的反动，新写实小说是对传统文学主题的反动，戈达尔的剪辑方式是对传统电影观念的反动，刘索拉在舞台上一连打了几个钟头的鼓是对古典音乐的反动……艺术的进步本来就来源于反动，反动只是表象，这个表象背后社会背景、文化意义和哲学进步在哪里？这些才是历史真正要解释的，用“反动”来涵盖历史甚至寻找中国纪录片“出路”，是不是又一种唯手段论？
唯手段论不是可怕的，可怕是这种“反动”论述本身人为的造成了历史感，拉出这样一条后浪推前浪的线索，竟貌似有些沧桑，并传达出一种莫名的优越。中国纪录片历史未逾百年，新纪录片运动尚在进行中，以一种“修史”甚至“结史”的态度来研究当代纪录片是可怕的。“盛世修史”，中国纪录片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都远未到盛世，当下进行大量的个案研究或许是明智而现实的。我注意到作者在文章中一再这样的表述：“唐诗宋词汉文章，当今就算纪录片。中国的新纪录片在最近的几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在文艺青年热衷于谈纪录片，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热衷于谈诗歌一样。”“余华说：西方四百年的历史在当今中国只要四十年过，这是他的长篇《兄弟》想实现的，他没实现，但纪录片在中国能实现余华的抱负。应该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历史从农业社会直接转向工业社会的大跨越让中国的纪录片追求者们赶上了，赶上这趟车，就赶上了唐诗，赶上了宋词，赶上了汉文章。”我在这样的话语中看到了一种“立言立功”的心态，看到了把纪录片当成文艺青年显摆的倾向，也看到了一种狂热——反正我们处在当代中国转型期，操家伙拍吧，只要拍就能“唐诗宋词汉文章”。这都没有错，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太多例子是一个完全不懂影像的人拍了一部很好的纪录片，当今中国，如果在每个角落都分布着纪录片工作者，那定会书写出宏大历史。
但要扪心自问的是，“唐诗宋词汉文章”是不是仅仅靠这赶车一般的态度铸就的？在中国纪录片仍处在起步阶段时已经有这样傲视古今的目光，是不是一叶障目？当纪录片工作者们信誓旦旦反对“主题先行”的时候，却给仍在发展的自我定下一个这般的主题。
（四）
拿纪录片去追名逐利，为纪录片涂脂抹粉，或又在纪录片概念中拽词、无休止的讨论本体问题，修史和自得，是我看到的2006年关于纪录片的理论或评论。
真正的创作者，是被一种生活感染，是这生活逼迫他使用影像去唤起和培育自己内心的萌动，是他的作品在历时性上具有丰富的读解可能，是一种共鸣。因此我宁愿看创作报告而非这种堂皇的文字，宁愿继续关注N73的价格和与不同的人聊天。纪录片的历史，我去参与，但不敢轻易书写，至少不是此时；纪录片的本体，我去尝试，但绝不轻下判断，这将一直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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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我木马怎么就从来没主动说要给我买N73啊。
就象访谈类的/口述类的纪录片你可以不喜欢，缺乏动感，但有些记录下来有其历史意义，争论是不是纪录片意义，还不如实际去记录下来这些人的口述更有意义。
不过，他们要是不这样，还能是中国的理论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