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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三场讲座
200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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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周的三场交流听了两场。导演们之间的恭维当然是必要的客套,但更重要的是听他们在现场的工作方法。筱田正浩导演曾经是小津安二郎导演的助手,因此他和田壮壮老师的交流更多围绕着小津的现场工作方式而非彼此的创作经验。而熊田雅彦导演和霍建起导演的交流,几乎完全成为黑泽明导演的研讨会。
筱田正浩介绍小津导演工作方式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小津安二郎会把演员从现场隔开,布景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甚至细化到一个水瓶是否应该挪动两厘米,而且必须说明理由。这种严格的布景是一方面是为了拍摄的衔接,另一方面,到位的布景会给演员入戏的氛围。而这个繁琐的过程,必须把演员隔离开以免造成他们的情绪被破坏。小津安二郎的低机位是众所周知的,谈到他对于机位的苛刻,以及导致的现场的繁琐,筱田正浩笑说——那时我真想杀了他。但即便是全组都想杀了导演,导演依然保证了演员的最好心态——这也是视听课上被强调了无数遍的准则。
比较搞笑的是田主任,满脸阴郁的警告大家——不着调的问题不要问了!筱田导演很和蔼的笑说,没事,不着调的问题也可以问。然后一个男生站起来问了一个日本电影史的问题,果然不怎么着调。田主任很愤怒——这种搜索引擎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不许问!筱田导演又很和蔼笑说,没事没事。下面同学都笑。不过,我承认本校很多时候的提问是很不着调。
黑泽明导演则更追求完美,他甚至为了等雨季的停止将整部影片的拍摄停滞了一百多天,当制片方忍无可忍要求在棚内或者换景解决时,导演愤怒的把制片人带到了山上,说唯有此处的景观才是我要的。想起科波拉拍摄《现代启示录》,同样是为了等待雨季结束,拍摄停滞了两个多月。这种情况大约只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会有大牌导演敢这么玩,至于如今,熊田雅彦一再一再说,日本电影的现状很惨烈,他甚至说,日本的片场是混乱的,而他到北京参观的片场则让他感到了坚持电影梦想的幸福。张院长当时打断问日本片场怎么个乱法,熊田导演的大意是大家都不是为了电影的完美,而是在挣钱或者在谋生。唉,中国的片场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坚持电影梦想的,绝大多数,还不是挣钱,或者谋生。
一个现场的问题是整个亚洲电影在韩流的冲击下的生存问题。熊田雅彦说,日本电影产业同样遭到了本国电视剧和韩国电影电视剧的严重冲击,他强调了坚持民族性和生活化,并期待着亚洲电影产业的再次振兴。熊田强调,韩国电影,特别是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拍摄方式上其实和日本的差别不大,现在这种冲击应该是文化融合的正常表现,正如日本电视剧也走向海外,而中国的电视剧在日本也同样受到欢迎。
关于分级制的问题,熊田强调,分级其实是在每一个导演和观众的心中,不要把政策问题简化成分级,也不要把产业的低迷简化为分级。张院长提到了学生就业的问题,熊田雅彦说,日本学习电影的学生就业非常困难,基本就是在片场白干以争取到实践的经验。其实,本校就业大抵也是如此,所以我当初辞去国家公职很多人骂我抽疯呵呵。
今天下午是伊朗著名导演马基德·马基迪来校交流,很让我激动了一下。一直想在今后几年里以儿童片为主,这位导演来了当然不能错过——我喜欢他的《小鞋子》和《天堂的颜色》。郑洞天老师今天开玩笑说,如果《小鞋子》在电影学院收费放映,那么导演会多赚很多钱,因为从本科生的入学考试到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小鞋子》在电影学院出现了几千次了。今天放映的《巴伦》(《Baran》)同样是不会让人失望的电影。有人说,哇,很棒的民工片!“民工片”三个字用在此处当真很绝!
我和班长下午坐在一起,同时想问导演工作方式的问题。居然都没有带纸,最后在我的小包里翻出一张作废的教学电影票,班长翻过来在背后对导演的现场工作方式提问,我拿过来补了一句,请导演谈一下对演员表演的指导,特别是儿童演员。我们的问题念完后,主持的郑洞天老师又继续问了马基德·马基迪导演对于成人演员的表演指导。
导演细致的回答至少让我和班长感觉受益匪浅,归纳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1.不对非职业演员透露剧本内容,而是随时让他们感受到故事的新鲜。对于小演员,尽量按剧本顺序拍摄,以免造成他们思维的混乱。(我在想,按剧本顺序拍,制片人会不会疯了?!)
2.演员,特别是小演员的挑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导演本人参与剧作,所以清晰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演员,这个概念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把关准确。所有演员,首先用大约两个月时间一起交朋友,爬山郊游,不谈电影。(我想制片人还是会疯的,首先是周期,然后国内现在太多制片人安插演员的情况。)
3.如果你的剧本制片方没有通过,那么就写一个骗他们的剧本,拿到钱以后开拍自己想拍的那个,一般到了进度的30%投资方才会发现,他们要么继续投资,不行就再找钱呗。(听众笑,这个大概是伊朗国情,也是大牌导演敢这么干,反正我不敢。)
4.演员,包括小演员和成人演员,马基迪导演偏向使用非职业的,或者是职业化不高的。
5.各工种围绕演员服务,因为演员大多是非职业的,所以让他们适应摄影和录音设备很重要。摄影和录音设备能够不做大的运动就不做大运动,不要拉出架子吓死人。在现场,导演避免用“各部门准备、现场安静、摄影开机、action……”之类的常用命令,以免使非职业的演员紧张,而代之以与摄录部门有默契的交流。(班长在我旁边嘀咕,要培养自己的团队啊!)
6.现场的排练很重要,在排练时就开机拍摄,这时演员的状态往往是很放松的,和实拍对比,哪个好就用哪个。(班长快跳起来了,他一直在嘀咕——片比啊片比啊,这样片比要吓死人的高啊。郑老师在台上感叹了一声:唉,胶片啊!)
7.摄影对于细节的捕捉尤为重要。(我想起了法国电影《儿子》和《孩子》,以及美国电影《我是山姆》,这些片子里,摄影的精湛让人咋舌。听到此处,班长继续感叹一个默契的班子是多么重要,以及这样拍会有多高的片比。)
8.重头戏,特别是儿童演员的重头戏,不一定要他们体会剧本,而是用别的方式让他们达到状态。比如忧伤的情绪,导演在现场讲一些悲伤的故事,并要求全组营造悲伤情绪,每个人都必须是眉头紧锁的,小演员自然会进入要求的情绪状态。同样,欢乐的场面,导演讲笑话,全组陪孩子作游戏,笑闹间解决掉剧情的要求。(这是很实用的方法,我常常会困惑于怎么给小孩说戏,其实小孩不用说戏,忽悠出小朋友的状态就好。而前天筱田正浩介绍小津安二郎的工作方式同样谈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尽可能给演员提供现场的情绪氛围。)
9.技术和一切困难都容易解决,但没有什么比观察生活更为重要。(熊田雅彦导演昨天同样一再一再强调这一点。)
关于伊朗儿童电影的提问。马基德·马基迪导演强调,伊朗每年大约生产90部电影,其中50-60部会是商业片,比如爱情或者家庭伦理,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政府要求拍摄的政策类影片(我和班长笑,哪个国家都有主旋律呵呵)。儿童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伊朗65%以上的人口年龄在25岁一下(老天爷,是因为战争因素还是医疗水平,这个数据太不可思议)。儿童片每年大约五六部,其实数量不是很大,但因为国际上放映的伊朗电影大多是儿童题材,所以造成了外国观众认为伊朗儿童片盛行的误解。
想起山爷以前在中国电影史课堂上忿忿说,商业电影要发展就必须发展类型片,好莱坞正是以多种类型片取胜——好嘛,中国电影如今唯一不成类型的类型就是武侠电影,其他类型,没有!正如谈起伊朗电影我们就想起《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中的可爱孩子,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大多都会武功,这种误读让人无可奈何。
三场交流给我的启发:
1.观察生活和体验生活是最重要的,必须继续坚持拍纪录片,从纪录片走向剧情这条路不会错。
2.一旦成为一个剧情片导演,最重要的不是演员的调度,而是对演员的启发。我观看《无极》最大的感受,不是故事或者特级,而是感觉演员很死,甚至眼神语调,都能够看出听出导演的精心安排,但是太精心,又都不是什么有丰富经验的演员,于是个个都是一脸死相。再看导演的访谈,陈凯歌果然说到他对演员表演盯得很死,他以达到他的细节要求为目的,并自信达到这种要求就一定是很好的表演。他显然被这种自信害惨了,《无极》之搞笑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演员的僵硬。《夜宴》,虽然台词依然有问题,但冯小刚对演员敢放手,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出现台词笑场。而张艺谋显然更敢于给演员更大的空间,纪录片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导演和高仓健是怎么尽可能迁就一个业余演员邱林的,高仓健甚至给已经演呆了的邱林按摩脸部,让他充分享受到一个“地陪导游”的空虚权力。因此《千里走单骑》虽然剧作四平八稳,很难出戏,但演员们却很出彩。这种放手和启发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同时,也是需要道德、爱心和自我反省的。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导演,不可能给演员提供这样的空间。
要学的要做的东西还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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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好歹你也是前人民教师,现纪录片专业学生。
另外,铁拳无敌孙中山出自一部港产喜剧片名,导演李力持。
不过我知道你是谁。呵呵。
可惜了,你下次预告一下吧。不在学校都不知道。
从纪录片走向剧情这条路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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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不纯啊,司徒知道会长叹滴,以前他的学生偷偷去听表演课,被他直接从教室拎出来。
这个去表演课抓人的故事我们是听谢老师说的,据说如果光听听课也罢,结果司徒老师推门进去的时候,师兄师姐们正哭天抹泪,无比入戏,于是司徒老师火大了,严厉斥责。
谢老师讲完故事我们都是一连绝望啊,我们纷纷表示了对表演课的向往。后来老谢说:“我不好给你们开表演课啊……要不……让司徒老师上?”所以到现在也没上,唉。
师兄是纪录片方向吗?谢老师的?或者咱们干脆见过?呵呵。
没有匠人?
黑泽明能等一个月,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等第二个月了
————有同感,到哪里影视这行业都不是很好走的一条路。
郁闷了!严重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