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社会学家同游

    201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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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的时候,附近一片荒芜,唯一的一个菜市场也拆掉给清华大学盖楼了,那时候买菜要去清河,苦不堪言。后来家对面终于有了个超市,又过了一年超市楼下开了个菜市场,从此以后我竟然可以在家蒸新鲜鱼了。买菜做饭总得精打细算,楼下的肉菜比楼上便宜许多,但楼上的牛肉切多大块炖出来还是多大,掂在手里都是干干的,楼下的则明显注水;而清河,每逢秋季那里的螃蟹还是最便宜的——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判断不清到底在哪里买菜更划算,更何况,在相当长时间里,我还拥有以前系里发给我的几张能在超市使用的购物卡,所以去哪儿买东西是一件复杂而讲究的事情。几个月前我开始想拍一个新片,跟踪一下清河那个大农贸市场、超市楼下小菜场和超市的进货与销售渠道——我必须承认,我开始兴致勃勃的观察这些问题和考虑拍摄,其实是因为慢慢的就交了一大帮社会学的朋友。我常常在想,纪录片与社会学、人类学的交界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和你们的田调有什么异同,而分野又在何处。

        昨天晚上mujun请大家吃饭,席间社会学家五六只(其中一位兼影评人)、手机工程师一位,加上在下这个打酱油的(明显这是个很奇怪的出现),话题很快进入了转基因的讨论——其实是辩论,天乐和伯樵争起来了。

        天乐在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她被mujun笑称为“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者”,而伯樵一开始就声称“我虽然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国做得非常谨慎。”天乐介绍了转基因可能产生的危机,我直接转引mujun的总结好了:“1.推行转基因农作物对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影响;2.对粮食安全的长期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纳入政治;3.不同的改良农作物的技术是否应该尽可能摒除资本的影响而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伯樵的发言被屡次打断,大家纷纷咆哮:“让我先听这边解释。”伯樵的点在于:“你没有办法证明农民拥有更多自主权就是好的,或者农业是不是应该集中生产?粮食安全是不是有机可以解决的或者转基因一定会导致的?”

        好吧伯樵也许不完全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也听出了这其实不是一个点。但我并非mujun这样的总结帝而是一个彻底的艺术生所以总结已经开始混乱了,对,其实我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神游天外……在我想自己的一摊事情的时候,我和mujun对了一下眼,她指着我乐:“嘻嘻。”我应该是满眼恍惚的回了她一句:“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今天没带设备是多么错误啊!”

        那会儿我在想的是,这件事如果要拍是为什么,怎么拍、怎么剪。思维已经有点跟不上大家的速度,但是手眼耳心俱在。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一个我常常见到各路人马在帮他家刷屏的组织,我对这个组织其实是有逆反心的。但昨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逆反心理其实和有机或者反转基因毫无关系,我的厌恶其实来自极端素食主义者参与相关活动以后的表述,他们把有机-素食-抗癌-反对吃荤拧巴成了一个完全无逻辑的表述怪圈,而我并没有把市集本身抽离出来,反而跟随陷入了这种无逻辑而开始抵触。

        我在这时听到了天乐对伯樵的反驳,大意是政府态度虽然谨慎,但另一方面又在大力推进转基因的研发。

        我和其他几位于是很好奇问“你怎么知道呢?”天乐的回答大抵是——你去农学院和生物系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项目,而项目资金是否来自于政府扶持就知道了。

        我突然一下就又恍然了。我想起我想拍的小菜市场和超市的差价问题,但我明显没有考虑到这其中肯定有北京市对于市场的各种补贴,以及一个大型连锁超市它的资金链运作和楼下的小菜贩们当然是不一样的。

        其实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但貌似尤其是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们很难迈出这一步,我们常常只跟踪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历程里面去谋求通感,而他周遭的环境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常常被忽略。导演们总说我在拍“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继而把大时代简化成体制问题,再把体制问题简化成一个标签,而小人物——比如一个生物实验室是博士生是怎么和国家政策产生联系的,这种联系又会怎么反馈到一个农民身上,农民从何时开始不再育种而是买种子,他们的大豆受到美国转基因进口大豆的多少影响,而这个博士生会不会买个豆浆机……如果我们只拍农民的苦难,当然在直接电影或者真实电影的层面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影片除了重复的苦难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抗争,它在这个时代的纪录片意义是什么?

        伯樵这时在我耳边不停念叨着一句话:“这就像某些广告和纪录片的手段……”我对纪录片这三个字还是有天然敏感度的,于是又凛了一下——在一个社会学家眼里,纪录片其实是一个维度非常单一的表述方式——的确,直接电影也是有导演创作的,而真实电影则更直观的强调导演立场。在各地区的新纪录片开始发展之后,导演们的观点,甚至导演们的观点是否激进其实也成了纪录片的一个评判维度。而这种状况下,小川绅介和麦克摩尔共有的战斗性成了纪录片的主流审美,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也许是简单甚至浅薄的。

        但回过头说,纪录片是不是应该尾随社会学与人类学而去?就像昨晚的谈话,如果机位景别全都够,那么这个谈话可能怎剪?

        第一个方法是光剪出都快吵起来的氛围就好了,所以大家拍着桌子喊着“先听这边”要多留一点——这是一个mujun同学在北京做田调的独立制作生活状态片。

        第二个方法是剪出主要观点,镜头接不接的上管不了了,接不上可以用农田或者实验室的空镜来插一插,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两派主要观点的分野——这是一个介绍围绕转基因的主流观点的专题片。

        第三个方法当然是全部留下来,于是如果有观众的话,会看到一个讨论从科普到深入的过程,以及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可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纪录电影。

        我在想如果在导演系纪录片方向就光开一下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的课程,尤其是在本科阶段显然是必败的,因为这中间的契合点很难让本科生很快了然。而我之前考虑过的针对具体问题对谈的方式也不一定合适,这个方法可以让纪录片方向的学生了解其他学科的思路,但又未必能回归电影语法。

        我在想我和mujun这对吐槽搭子到底是怎么共处的,其实她讲的东西至少八成我是完全陌生的,很多话我听完都要想很久;而她的电影观片量当然有限。但是我们往往会形成这么一个样子——比如她吐槽一个人,这个人我没见过也不了解,但是我会凭直觉给此人一个描摹,往往在两个月以后她跑回来跟我说:“喂,又被你说中了。”而她的关注点总会让我考虑纪录片可以怎么叙事,甚至一个剧情片可能怎么叙事的问题。

        然后各走各的阳关道,我们其实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语法结构里面来。

        这又是一篇用以自省和提出问题的吐槽而已,嗯,可惜了天乐和伯樵的好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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