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还真是冬拍三九夏拍三伏,上一个阶段开始拍摄碰上武汉第一场大雪,今天整个的烤化了。上次谢老师问我最近生病没有,看来上次漫长的咳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评估后重感冒一场,骗导师说没病,好着呢。于是他说,好,别拍疯了。这种问话方式导致我怀疑导师是不是希望我生病一段时间以冷静现在的拍摄。

        我发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真的很容易“疯”,很容易失去自己对现场的判断,往往会在一个突发事件到来的时候,忘记了这个片子我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就给后期全片结构安排造成了很大影响。

        另外机器出问题了,领机器时已经临近下班,时间太紧,结果没有细致检查。今天发现机器是摔过的,手柄的裂纹和松动的后指示灯帽也罢了,光圈居然拨一下跳三档,那不是光圈拨盘,是溜溜球,我的老天,疯掉了。这是教训啊,大家以后领机器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一定要仔细试机。我怀疑设备科是存心欺负我,知道我又要携机潜逃才给我这台的,总之以后松下180十一号机大家不要再领了。设备科的松下180,一号机和二号机都还不错,七号机话筒有点问题图像还行,十一号机……算了我既然领到了机器还是知足吧。

        逢学校的重大集会,叶老师一般都会关有线广播、关电视——不看。今天的散学仪式也是一样——其实我本人也认为这种仪式很无聊没什么必要让学生看。结果,肖老师突然冲到我面前,用她一如既往的大嗓门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最应该拍的就是散学仪式上面的学生安全教育!”我一时语塞加气结,更无奈的是叶老师一番慷慨激昂被打断了,肖老师已经这样打断过我很多次,我哭。很不像我的风格的对肖老师冷淡回应:“那不是我的片子要的。”我心里悲哀的嘀咕,我的片子要的是叶老师啊,我要的是他现在关掉了学校的喇叭说他自己迫切要说的那些话……一个小时以后去找肖老师赔礼道歉。

        中午赖在门房吹空调,和杨老师聊天。杨老师说——你这个片子出来以后不是把学校的阴暗面都暴露了?我又语塞,愣了半天以后说不会的——其实真的不会的,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很温情的。

        这两位老师大约可以代表观众对纪录片的两个印象,肖老师觉得纪录片是新影厂拍摄的那种新闻片,而杨老师的第一联想可能是《焦点访谈》、《社会经纬》那种栏目。也有一些同事曾经问过我,你学这个以后是不是拍Discovery那种片子?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为“专题片”一类。当然当然,新闻报道、纪实栏目、专题片在大的范畴上都属于纪录片。可是,我真的希望人文纪录片能传播得更广泛一些,国内的普通观众在他们的视野中也能看到真正好的纪录电影,而不是国内电视台产生的大量流水线快餐。

        我想解释一下我前面所谓的“温情”。这部片子从一开始我就扼杀了它广泛播映的可能,因为我很怕伤害到一些并没有能力阻止我拍摄的中学生们。所以我不会为了照顾电视台播出或者其他传播的要求去做一些回避,我依然会心冷的正面捕捉孩子们怎样应对他们的父母、老师、环境。我所谓的“温情”是我和我的摄影机都存在于现场,观察着一个基础教育的样本——是观察而并非赞颂和批判。同时,宽厚的对待我镜头里的每一个人,寻找他们的动因,站在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的所作作为并忠实纪录——不管他们是刁钻的家长、顽劣的学生或者粗暴的教师——我未必认同,但是不要用视听去夸张,不要揪住一个人的优秀品质或者性格缺陷不放,不要在某一种类型的事件重复中表达出某种强制性的观点。我拍摄时,面对教育的种种问题,是悲苦的,但同时,我也有希望,我力图把这种企盼和希望变成影片中的一股力量。

  • 尸首

    2007-07-03

     

    尸横遍桌——五分钟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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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网看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杨德昌去世了。

        我一时间难过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紧接着,我看见师兄的MSN签名档已经改成:“牯岭少年成绝响,世间再无杨德昌。”搜狐的一条留言分明是校友:“一年前就得知他患癌症的消息,他远走的背影后是弱智电影的狂欢。6月29日是电影学院毕业生道离别的日子,没想到永远和杨德昌别离了。朗朗白昼,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每个人在惊惶的传递噩耗的同时好像都在重复这句话——没有了杨德昌,我们不知该说点什么,不知如何是好。

        心里空落落的。这位导演,是我们很多人的精神导师。我崇拜他如斯的淡定和淡定背后深切的痛苦,还有青春的故事——他把青春两个字说透了。以及,他让我们在看他的电影时相信,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然有批判的力量、自由坚定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知识分子风骨。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屈原 《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