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是人物介绍,八年前我在湖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时,陈老师是我们部门的主任,摄影出身,几乎可以说是他把我带进电影这个行当的。两年后我考入电影学院时,他说他和我师父谢老师合作过《巴人》,一提起来,谢老师居然还记得,这算一种缘分。

        老陈现在名义上挂在厂里,但自己单干,制片人兼摄影,与他合作的是另一位制片人老潘。

        差不多一个半月前,老潘来京找到我,商谈合作武汉城市宣传片,我们嫌价格低推掉了,陈老师又追来电话,说他们的确制作经费有限,还是希望我能回去。陈老师的面子实在抹不开,我又不可能有时间回家拍,只好调溪岛同学赴武汉看景。老潘口口声声说,只要有二三十个全新的镜头即可,我们做事算认真的,溪岛回京后第一轮分镜给了100余个镜头,远超制片方的要求。然后我们等待武汉方面的筹备消息,预备溪岛一周后返汉。

        可是陈老师突然来京了,我们一再追问缘故,他语焉不详,执意要过来面谈。我们订好了家对面的旅店,当天晚上才知道这个项目的始末。这个项目是市委宣传部要做的,武汉电视台从中雁过拔毛,实际的项目负责交给了老陈的团队。现在,我们的文案,武汉广电局局长不予通过,陈老师来京是要求我们俩人一起随他回汉商谈。

        这位局长姓雷,有一个女人的名字。我问老陈不通过的原因,老陈无奈地说:他说分镜头表他看不懂。

        我就崩溃了,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位广电部门负责的领导看不懂分镜头表。老陈甩给我一个他提供给我们作为参照的文稿,是他自己写的文案,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字幕:武汉市民在汉口江滩合唱《长江汉江》。激光伴着乐曲洒落在江面上,悠扬的歌声在长江两岸回荡。”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影像训练的人都能看出这种语言的荒谬吧!这是拙劣的散文。这是出字幕啊?是要按这个拍啊?你给我拍个“激光伴着乐曲”、“悠扬的歌声回荡”来看看!

        我立即搜索了一下这位雷局的资历,丫不仅当局长,还用这种文笔出文集和翻译现代汉语版的楚辞。作为一个在中文系遍搜各种楚辞译本的学生,我表示我没有看见过他那本丧书,只能基本判定,哥们是自费出书吧……

        我觉得这恐怕就是碰上最难缠的人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一边当官一边附庸风雅,还敢把他狗屎一般的文字拿出来给别人当范本学习,这是一种何等无耻的勇气。老陈听完我的分析默默点头,我只好安抚他顺便仗义一把,我决定随他回汉,尽管我其实已经订好了一周后的机票回家过生日,但还是跟他跑一趟。但是我拒绝做新的文案,而是建议以PPT形式展示部分故事版和镜头构想,以此来向他说明我们的意图。我觉得这种敢拿如此文字出来现世的人,应该是看不得任何别的文章的,索性避开以文字说明的方式好了。

        第一次回到武汉不见爸妈先开会,晚间才一身疲惫见到我们家爹娘和老狗,第二天还刻意穿了一身正经点儿的衣服去武汉广播电视局的新楼。这个单位的一位负责人八年前对我爸爸说,就凭你女儿,本科学历,连个英语专业八级证都没有,还想来我们这里工作?把我爹噎得一句话没有。重新走到这个单位门口,心里不禁浮现出两句诗: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局座大人一脸严肃,我拿PPT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见他肥墩墩地跳起来打苍蝇。打苍蝇是个剪辑点,之前他一直面无表情,之后他不停的咯咯乐……到他说意见的时候,已经手舞足蹈了!我拿了一支笔还想记一下,但到后来真的只能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做出格的事情。首先是他的话完全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是一种极其难以理解的语言方式——就是用汉语表述,但每一个句子之间都没有任何逻辑联系——这种方式我只在三类人身上见过: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雷局。比如他是这么说话的:我们要弘扬武汉啊,哈哈,我们武汉还有在电影学院的啊,哈哈,城市形象宣传片,就是要宣传这个城市啊,哈哈,其实我看电影觉得电影主要还是靠台词吧,哈哈……

        然后我听懂的部分是这样的:归元寺不要拍,没有武汉特色;长春观要拍,有武汉特色!热干面鸭脖子不要拍,没有武汉特色;夜总会要拍,有武汉特色!武大可以不拍(尼玛他自己是武大毕业的);民院的湖边谈恋爱要拍!神龙汽车的流水线不要拍,不和谐(不和谐???);港口要拍,和谐(尼玛港口都没建好外加荒郊野外根本不是个景)!

        谈完以后,其他人都很高兴,说他们从没见雷局这么高兴过,我居然把他逗高兴了……不简单……

        只有我和溪岛觉得这事危险,他恐怕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一个人。

        我把溪岛甩在武汉自己回京了。写了第二稿。继续没过。新的精神主要是三点:第一,还是看不懂;第二,要加入社区,要拍百步亭千人宴和百人扇子舞;第三,要在文案中突出人脉、文脉、血脉!

        我请问,什么叫血脉?请问,什么叫看的懂?请问,我这么一个诗情画意大江大河的片子,百人大妈扇子舞怎么插进去?

        这中间,我们一个与香港某公司合作的系内竞赛进入中期,我和溪岛双双被港方约谈。溪岛只能紧急订票从武汉赶回,首都机场雷雨,他的航班从头天晚上八点延迟至第二天中午十一点才起飞,下午两三点和港方谈完,晚上九点火车又回武汉。我则在他到汉的当天晚上飞机回家,结果武汉又雷雨,终于没在十二点前和父母见面,这个大生日的晚餐是在机场的候机厅度过的。

        老陈听说我回汉,要求见面。老陈恳请我出第三稿,我看他面子,又写了一遍,什么文脉血脉都攒了一堆词加进去。我们同时约定,此稿过后无论什么结果,都不再由我写稿。老陈拿到我连夜赶出的第三稿后很赞,说把雷局的意思都体现了。

        但仍然没有过……

        我按约定拒绝写稿。老陈和老潘找了个据说是武汉某报社退休社长来写,社长一共两稿,全部没有过……

        此时,溪岛的筹备工作已经是看完演员并定妆,我们的镜头数量写到了140个。这140个镜头里面,最好看的会是黄鹤楼、东湖、两江汇流、楚天台,起义门,绝对是之前所有城市形象片中前所未见的运动方式,并且要景有景,要情怀有情怀。而诸如古琴台、音乐厅这种或者景极差,或者根本没法拍出新意的地方我们全部用了全新方案,确保其景观的表现和诗意的传达。

        说实话,还是付出了极大心血的。溪岛和老陈老潘每天奔波于三镇,我则在每天下班回家后至少和武汉方面通话两小时,并在之后将当日工作形成文字。全都累劈了。

        至此时,五稿不明所以的未过,我们才知道,事实上老陈老潘和雷之间亦有一个合同,这个合同是,如果武汉台方面不收片,老陈老潘需要双倍赔偿制作经费。

        我突然想起那天谈完以后雷局小声说了一句话:“哈哈,不要因为搞这个片子把我这多年的官丢了咧……你们可以先拍,先拍!”

        谁敢在他不签字的情况下先拍?

        我无从揣测这个小小的地方局级干部的内心,我想他可能是怕片子不成对上无法交代,可能是领会了上层的指示非得加入某些元素,可能是想免费得一个片子甚至可以以不收片为名要赔偿,可能就是不想担责任所以就是不签字。

        我表示出了对老陈和老潘的愤怒。我们的合同是和制片方签的,这个合同里面不含对武汉广电局的各种谈判斡旋,他们的领导是否通过文案和我们的这个合同事实上毫无关系,既然制片方在我的第一稿就通过了,现在我这样一稿一稿的写,到底要怎么样?第二,拿到主管部门签字应该是制片方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们不再承担。第三,不是我们现在不拍,而是你们违约不让我们拍,如果要追究责任,应该是导演组追究误工责任吧。老陈老潘无言以对。

        溪岛同学昨晚退组,今晚返京。

        我们拿到了前期的文案费用,这笔买卖在我等这里是划算的,除了怄气,毕竟我们只付出了来回的折腾和一次认真的分镜,并且好歹我们也挣钱了。老陈老潘还在客观上起到了帮我们家准女婿熟悉武汉的程度——他现在去过的地方比我还多。

        制片方损失最惨重。老陈老潘吵成一团。

        而我们多少有点落寞,武汉是一个我深爱的城市,能为她拍一个宣传片,我也是兴奋的。而现在,所有的心血付出被这么一位小官吏莫名其妙的全部否定,实在是无言以对。

        这就是官僚体制的强大,不给你理由,没有理由!一切情感和工作,一切损失,在一个官僚出于畏惧自己在上级领导面前可能的批评面前,全部抹平不计。他的为官之道是无为,他拒不签字并要求制片方先拍,片子好了,是他的功劳,片子砸了,他可以推卸干净并且索取双倍的制作经费。

        所以武汉电视台没有一档拿得出手的节目,所以武汉没有一个拍得像样的宣传片。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话是没错的。

        祝老陈和老潘平安吧,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至于亲爱的武汉,让我自己来给你拍个纪录片吧!这念头在心里转好久了……一个属于武汉人的纪录片,就像伊文思的《塞纳河畔》是那么美好的巴黎。

  • 生日后记

    2011-06-13

        生日那天的晚餐是在首都机场候机厅,因为武汉暴雨滞留,一边拿叉子叉难吃的航空餐,一边看《大地惊雷》小说版,琢磨下面要写一篇论文,谈一下小说与1969、2010两个电影版的叙事。

        半夜到家时,已经是又一天了,让我满意的是我妈没有买蛋糕——我说过,我从小就厌恶过生日这件事情,这样很好。新的十年的第一天没有如我想象从工作中开始,反而陷入了新的麻烦。我们的文案被一位地方小官僚一否再否,据他的手下人说他一向很难缠。到家的第一天精力放在了和制片人的协商上,我们坚决拒绝再出新的方案应对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官僚,制片方终于答应了。

        后面的两天,忙碌的又核对了一遍分镜,定好第一个演员——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顺便出席了一个婚礼,溪岛同学也跑去蹭饭,他完全昏头了,根本认不清各种亲戚。

        我错过了很多年初夏的花季,栀子花和白兰花的香味是小时候每天别在头发上的,今年终于心满意足在每天每天看眼前这一小碗一小瓶的栀子花。

        童年是没有想过栀子花的味道也会珍贵的。

        这个整岁的生日,心态总是会变一变的。其实一切都在重复,我不过是又在职考试一次,又将辞职念书——我希望自己坚持这样的做法:可以扛过千头万绪各种忙乱,也可以放弃虚荣、功利和稳定收入安心于专业。

        这是活过了三十年光阴,对自己唯一满意的事情。

        而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见识还浅薄,未来的三年会是又一次幸福降临吧……又要安心读书了,要每天做笔记写论文,要抽空拍片,多好啊!

        我记得idee在她的一个生日时放过自己的足迹,这是个好主意!我走过的地方真的太少了,让我用这新的十年去行走吧,期待十年后的这两张图,第一张可以填满,第二张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我想看更多的电影、读更多的书、走更多的路、给自己留下更多的纪念!

  •     先说题外话:我觉得自己已经趋近满血复活状态,尽管连溪岛同学都说远远没有,他认为我至少得在暑假开始后在家往死里睡两周才能缓过来。过去的一个48小时时段里,在京汉之间打了个来回,终于基本谈妥一个小活儿,这居然都已经是足以刺激起我的兴奋感的事情——能拍摄、在拍摄,这本身很重要。因此,活儿是否靠谱在此时显得不成为判断标准,我正处于必须让形式大于内容的时段。

     

     

        回程的飞机上看这本《纪录何为:对大师与他们的作品的凝视》,字疏纸厚,翻得很快。这本书远远低于我对它的幻想,我是企图看到一些更新的研究的,因为毕竟书名宣称“凝视”,但显然这本书并没有跳脱出这十余年来关于纪录片的大部分书籍的常规模式,即访谈、回忆录和资料的拼贴。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关于纪录片的书籍永远呈现出一种有意克制的态度,很少见到深入评述。如果要求再低一点,我们甚至很少看到详尽的梳理。大家更多的是彬彬有礼,而且并不是表面敷衍式的彬彬有礼,而是真的不太去追究学理问题——甚至反感。我其实乐于把创作与理论稍稍割裂一些,但依然觉得,一旦成书,体例必须是很重要的事情。手头这本书几乎是毫无体例架构的,这让其中的内容也芜杂起来。

        P8·《浩劫》2004年在复旦大学放映后的谈话。

        复旦的一位提问者用“您把这部纪录片的观众定位为何人?据我所知,大部分观众是通过《辛德勒名单》才了解这段历史的,而可能您所拍的《浩劫》并不一定为大众所乐意去了解,您如何看待?而且大家可能正因为《辛德勒名单》才对您的片子感兴趣,您怎么看待?”等问题激怒了朗兹曼。我在想复旦的学生既然已经能看完这部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为何有如此挑衅和无礼的提问?当然有一个解释是这或许和在电影学院的放映一样,充斥着各种外来人口。但这个提问依然是值得玩味的,尤其是“并不一定为大众所乐意去了解”一说。提问者天然的把剧情片和纪录片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不仅仅是形态内容的比对,还隐含着一种要分出高下的感觉。我自己是2003年本科毕业的,在那个时间段,我们在中文系对西方文论事实上还是知之甚少,尤其是非常规叙事,在课堂上几乎是陌生和一带而过的。所以这种提问也可能是因为中国观众刚刚接触到这种史诗级别纪录片时的不适应,他们急于把观片的感受纳入自己的理解范畴,并脱离了要讨论的这个文本本身。朗兹曼在本书18页,张献民对他的访谈中又强调,上海的观众是偏向半专业的,上海师范大学的提问很专业很好,这些信息都值得玩味。

        P9·朗兹曼对问题的回答

        文字中能看出导演非常愤怒。他对《辛德勒名单》和《美丽人生》做了根本否定。在他的逻辑里是站得住的。只是我觉得可能不必如此激烈。在这个回答中,将剧情片与纪录片二元对立的不再是提问者,导演本人也是如此,而且亦有其本体的高下判断。比对和对立是不同的,我一向不太能认同将纪录片与剧情片完全对立的态度,包括此处,可以理解朗兹曼的激愤,但褒贬是另外一码事。

        P10·关于访谈中对象状态的真实性

        这个段落我很喜欢。访谈中呈现出的矛盾感本身带出了真实(这里我说的真实又至少包括影片传达的真实性和观众获得的真实感两个层面),这正是我在这两年一直揣摩强调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现在这门课多少带有操作的指导,那么在访谈部分我一直用《浩劫》和国内的某些影片作为类别,这种类比中间希望学生领会的就是,多人叙述同一事件时影片本身质感的不同——必须说这是一个相当失败的尝试,我想可能只有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的小课中间才能有足够空间展开讨论,进修班大课要实现这种访谈技术的讨论完全不可能。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方法我不是从朗兹曼处得来,而是从若干本社会学田野调查中慢慢领会出的。

        P11·把维巴设置入一个剃头的场景

        这个段落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不着痕迹的情境设置。我很赞赏纪录片中的这种设置,这是和摆拍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带人物回到情境之中,以便让摄影机更有机会捕捉到他们的情感细节,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十分精细的度的问题,摆拍、操控和可接受的导演控制只在一线之间。第二是电影中叙事的时长和现实空间时长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在剧情片中几乎不是问题,十年一瞬或者最后一分钟营救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导演们在纪录片操作中往往会忽略这一点。朗兹曼拍这个段落时很注意,因此最后完成片中我们看到的是多年后一次剃头中维巴的反应,而忽略了这其中其实有漫长的拍摄过程,这也是我很赞赏的一处导演控制。第三是预判,朗兹曼对维巴的反应判断无疑是极端准确的,他舍弃了五分钟的胶片时长,果断换片,得到了维巴三分钟的沉默和眼泪,这在纪录片几乎已经摒弃了胶片的时代似乎显得不是一个问题了,但其实这很重要,导演对拍摄对象的判断很重要。如果引申开来,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从这种纪录片中把一个拍摄对象逼至极端后的人物状态应该有一个记忆,这个记忆最大的帮助其实是做剧情片时能够更好指导演员表演。

        P19·张献民对朗兹曼的访谈

        这里张献民用六次提问追问朗兹曼在1958年访问中国时的观感。这也是一次有意思的彼此印证过程,朗兹曼提及这是“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期,他眼中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甚至有活力的,在大字报的海洋中,他仍能“感觉到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这是个有趣的视角,也是本书里又一个可玩味的有趣段落。这个时候想起伊文思导演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我想当时的中国恐怕真的是充满了感染力的。这和我们现在左或者右的观点比对,都多么有意思啊!

        P21·内部和外部的问题

        “很可能对于很多法国人和中国人来说,《浩劫》这部影片让他们从外部走向内部。”这句话是张献民说的,朗兹曼对此回应“你已经完全明白这部影片了。”这句话很重要,张的这个论断很准确。

        P24·资料镜头的舍弃

        众所周知,《浩劫》没有使用任何资料镜头。朗兹曼在此处强调了即便他能找到也不够,因为影片要做的是“公共记忆的重建”,那么彻底舍弃资料镜头,而只用现实时空组成影片反而是逼近导演本人创作诉求的。

        除上述之外,剪辑时大量留下沉默片段的考虑和片中所有出现的纳粹都收了钱的细节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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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上我妈和我谈,我说用这笔学费耗费出一个这样可预见的结果,毫无意义。

    我妈于是马上抓住了这个漏洞,指责我还是在操心钱的问题。

    首先我不操心钱的问题,虽然我在学费问题上表示悲愤,但至少自己卡上余额也是够交学费的。

    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我妈于是很有制高点的问我:那如果现在是公费,你读不读?

    答案明确:依然是不想读。

    原因很简单,还是这个可预见的结果。比如学问,实在不需要以学位来作为证明;要学位,也不至于非得读这个出了国门啥都不是的学位;更何况,如果读这个学位会导致我将确定延续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我何苦作茧自缚?

    我现在就已经身心俱疲,外带各种生病;再熬几年,非弄死自己不可。

    我妈的道理一是,你怎么知道你去创作就一定能拍好?

    那您怎么知道我一定拍不好?您怎么知道我论文一定写得好?这本身就是有变数的事情,因为风险的存在就否定可能性,这叫什么逻辑?

    我妈的道理二是,三年后选择余地说不定更大。

    唉,在我妈的逻辑里,变数都是按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的,比如某个变数她觉得不好,就一定不能沾染,如她的道理一;而如果她觉得有可能,就一定有可能,如道理二。但问题是,南加州的博士们回来都找不到工作,我的选择余地怎么可能大?反而是年龄专业等问题会进一步制约选择。

    我妈的道理三是,如果不是这几年辛勤工作,那么很可能连这个自费名额都没有。

    亲娘……那我也就真的不一定要念下去了啊!要念的话那也才是真正选择多了啊!这是个蛇咬自己尾巴的问题,本身就是互为因果的事情,有什么好纠结的!其次,如果非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干了!随便拉今年的考生出来PK专业,我还真就只服我师姐!

    我妈的道理四是,你现在的工作强度过大可以理解为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我党也是这么说的,60年过去了,黎明到了没有可自行判断。

    我妈的道理五是,你怎么就不理解导师和领导的器重呢?

    好吧亲娘我败了!这句话扔任何其他单位我肯定都会暴怒了。我真是为了给师父争口气,为了给那个比我还倒霉催的领导干点儿活才待着,要不我早跑路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大逆不道地希望师父退休领导也跑路,这样我就终于可以于良心无愧的马上跑路了……

    我真的很难过啊,老大不小了,我离退休只有二十年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办?

  • 让我考虑考虑

    2011-05-19

    早上一上午课,下午看学生论文,晚上预答辩,教他们填学籍表和毕业登记表,九点多去食堂吃饭,十点回家,继续写论文。

    今天另一个突发事件是师父让我们给他身份证号订机票,下周出发去东北拍摄。

    溪岛此刻还在武汉看景,武汉这边是六月初开拍,也就是说,他得速回北京,即刻出发奔东北,回京后马上再折回武汉。我则会在下月9日返家,拍摄两天半以后飞回来继续上班。

    从-2℃的鄂伦春到35℃以上的武汉。

    回家为一点小事在电话里父母争执起来,然后大哭。

    已经连续几晚克制不住的哭泣了。

    我想我真的又开始抑郁了。

    我想,这个办公室恐怕都开始抑郁了。

    我想,某些条件,我是抵死不会答应的。

    日子再这样过下去,我真是自己都会鄙视自己!六年前辞职就是为了过今天这样的日子吗?

    所以,我还有大约三周的时间考虑要不要念这个学位。

    如果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却要通向一个无意义的终点,那么这件事情真的可以省略不做了,因为还有许多更值得的事情。

  • 发榜

    2011-05-18

    好吧,今天这个造反的日子,我会记住你的!

    刚刚去研究生部网页找个表格,居然发现今天早上静悄悄的发榜了……

    我真哭了啊!满眼只有“计划外”三个字,半天才看到这的确是“拟录取名单”。

    我亲爱的BFA,你只敢全院统一考试啊,你敢全院统一排名不?

    悲喜交加,无言以对。

    但是——

    感谢师父!感谢王老师!感谢我最爱的导演系!

    感谢你们给我教导,给我机会!

  • 造反

    2011-05-18

        今天算是我的一个里程碑吧!

        起因是市教工委要全民健身迎党的生日,发展是学院工会配合此活动要弄个全院教职工的广播操比赛。这事布置了好几天,我系老师们集体拒绝参加,于是我们几个临时工答应顶上去冒充人数。话说临时聘用人员遍布各系,是各种问题造成的(比如留京指标、学历之类),学校工会一向不允许我们参加任何活动,那意思是工会还分三六九等,我们作为等外的只能看着。但是这次实在没人了,便又拉上我们这群充数。我其实很想不通党的生日和广播操有虾米关系啊,坐我对过的大老师解释,这大约是讽喻我党经常是“一套一套”的吧。

        我对于基层的普通人一向是理解的,所以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非要组织个什么活动的话我也是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变通方式,这又不难。比如当年我教初中的时候,教委为了配合党·员·保·先,非得弄个团员保·先活动。我跟学校申请了二十块钱经费,拉了个横幅,拍了一下校会,就把这事对付过去了,很难吗?但是很多人的想法应该是和我不一样的,他们非得闹出点幺蛾子。比如这个广播操展示,今天中午在办公楼前检查一遍,明天上午十点再检查一遍,下周还要检查好几遍……我校是个弹丸之地,进了大门就是办公楼,在此地演练等于让里出外进的师生加外头大马路上的人围观。果然中午我们快走到的时候,看见有学生从车中伸出手机拍照,满脸是一副笑抽了的表情。

        我和白走得慢,到的时候看见大老师已经气愤离开,一边走一边挥手一边说“我不参加了!”我和白眼见一个熟人目瞪口呆看着这一群正在演练广播操的老师缓缓走过,实在没有勇气当面去练这个第八套广播体操了。于是折向收发室先去拿报纸。

        走回来的时候,工会主席发飙了,指着我们就开始嚷嚷:“你们俩还没做操就跑了!”喂,对面标放那么大个显示屏循环放,我们跟哪趟做不是做啊?于是我还在解释:“拿报纸去了。”主席大人就跳脚了:“报纸你什么时候不能拿啊!啊?”尼玛啊!既然我们从无资格参加工会活动,你就是个和我毫无关系的大妈吧?我都来帮你凑数了就是给你面子了吧?你吼什么吼?我来给你面子,你倒吼我,这算给脸不要脸了吧!

        拂袖而去……

        旁边有别系老师表情莫名惊诧。

        上楼来,和大老师气呼呼了一会儿,就豁然了。我一向是个有应必答的人,不管是不是与自己相干的人,是不是穷极无聊的事,要求我去做,我是一定会做的。但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就造反好了。把已经如此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这等无聊的事情上,去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人挣得一点政绩,这么让人恶心反胃的事情再也不会做了。真好!

  •     此处终于陷入了半停滞状态,实在是因为我总想留下点快乐的文字,但最近越来越抑郁了。

        工作忙到了什么程度呢?好像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忙的程度吧。suowei姐姐有一天来找我拿几个片子,看了一会儿感叹她不要再抱怨北师大什么了;而今天下午季丹和沙青来访,我一直道歉无法去看他们在电影学院的放映——当晚全部排满加班。季丹听我和各位学生说各种毕业前要做的工作,说你可以拍《四个季节》了。

        我发觉自己陷入了似曾相识的抑郁状态。这种状态在过去十几年的某些阶段曾经出现过两次。一种极端崩溃,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想破罐子破摔趋近于想自杀的焦躁感完全左右了自己的情绪。我有时候在想,我没有奢求太多的东西吧,我甚至已经开始安慰自己,这几年没有片子拍就算了呗,以后再说,总归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想要一点点清静,比如可以安静看会儿书、写会儿论文、能够有精力晚上回家看一个片子——这算奢求吗?

        已经完全不可能。一篇约稿写了一周多时间,不得不给编辑发信求推迟交稿。在招生咨询电话的此起彼伏、来往人群的大呼小叫、无休无止的琐事中间,我完全没办法把哪怕一段话的思绪理清楚;桌上已经堆满了各种文件,甚至放不下一本参考书。还好,这只是一篇约稿,那之后的三年,论文要怎么写?我想我最怕的一种生活终于来了,就是这样陷于琐碎,就是这样站在专业的边缘却做着与专业丝毫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终究会消磨了斗志和希望,就是这样渐渐不懂得还有什么忍无可忍的事情而只学会了一忍再忍。

        欲哭无泪,生活都是自己选的,能怨谁呢?扪心自问,自己有勇气现在离职吗?

        只能自己克制吧。要不还能怎么办?

        停了一直在吃的中成药,因为药物反应恐怕会让我没有体力熬过这一个半月的加班。这个慢性病也貌似不是这个中成药能解决的,先停下吧。

        除了周四有课的上午,开始走路上下班,这是现在能找到的最有效的静心方式,路上有春花未尽的香,有愈来愈浓的绿荫。可以在走出一身汗以后精神爽利一些,而不是被挤得无法呼吸的公交车弄得心情更糟糕。今天第一次往返皆行走,走了大约九公里。

        晚上回家写论文两小时,白天没法做的事情总得找个时间做吧。

        订好了生日那天飞回武汉的机票,否则生日就得在北京孤家寡人的过了。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回家陪爸妈和帮溪岛拍片,与家人和乐于做的工作相比,机票钱实在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

        买了一个可以打奶泡的咖啡机,每天给自己做一杯拿铁。

        以及,开始约一些制片人和机构负责人。希望七月可以去云南见小易,后面这个一定要写好的论文,从机构与放映的梳理开始吧。

        玩解密游戏,《小小星球大爆炸》。

        真的觉得生活的重心已经倾斜得太过厉害了。只是自己还在维系最后的平衡,如果这个天平果然要坍塌,我想最终的选择一定是宁为玉碎。希望是一线渺茫的光,但总不能让它也闭上。

  • 笑死我了

    2011-04-24

        北京国际电影季被大家谑称为“史上最大规模地下电影节”,迄今为止尚不知如何订票如何观影,很多场次已经听说各种放映混乱,只好报以看热闹的心态。结果突然混到一张“中外著名导演对话”的票,早上拉帮结伙跑去围观。

        主任大人打车一路捎人,终于到达我从来没去过的北京饭店。春日明媚,蓝天白云,草长麻雀飞;北京饭店金碧辉煌、廊阁纡耸、找不着北。我们四处找早饭,发现五星级饭店的早饭要收186元每人,后来主任大人请大家吃了麦当劳……

        我们进场以后对自己特尊重,觉得高校的座儿应该在前面吧,于是从前排开始找。结果找过了嘉宾席,越过了媒体区,终于在最后几排发现了“专业高校”的标签。嗯,这也是中国电影的现状,媒体肯定比高校重要。我听说科波拉要来,于是满怀希望跑来听,结果在车上主任大人就说科波拉肯定是没来的了,顿时兴味索然。

        第一位上场的外国导演是达伦·阿罗诺夫斯基,谈艺术与商业的关系。达伦寒暄过后的第一句话说:“我认为任何国家都要鼓励独立电影,要鼓励个性,要扶持青年导演……”我们听见“独立电影”四个字以后就立即伸长了脖子看主持的三爷有没有一脸黑线,可惜啊可惜,要是我能混到一张工作证,肯定要无耻地跑到前排去看电影局领导们都什么表情。

        第二轮上场的外国导演是马可·贝罗奇奥和郭在容。我觉得把这俩人搁一起就很不搭了,然后讨论话题居然是“类型”,这不是调戏人家贝罗奇奥么。郭在容的发言,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他自己就说成那样了,大意是“有电影就有类型,有类型就有更多电影,有类型观众就会挑类型看,有观众类型就会更类型,所以电影有类型……”三爷介绍贝罗奇奥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位特殊的意大利导演。”我们在后面说,中国现在一半的纪录片导演以后大概也能被介绍成“这是一堆特殊的中国导演”。说句“政治色彩”会死啊?贝罗奇奥的第一句话是:“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北京国际电影季没有推广我的影片《征服》。”溪岛同学在后面“同声传译心理活动”:“你们TM不放我片子把我诓过来干嘛?啊?干嘛?”我笑得直抽,不带这样的,贝罗奇奥这是打人打脸啊!

        最后一位外国导演是罗伯特·明可夫。一开始也寒暄,说站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发现除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又很欠抽地在后面和人咬耳朵:他是说除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没拆,其他都拆完了么?于是我们在后面又笑、又笑。

        后来我们就在后排看剧本的看剧本,打游戏的打游戏了……溪岛同学进门的时候被安检人员没收了一个打火机,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出门的时候又从安检处顺走了一个打火机。

        再后来我们路过了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还共进了午餐。这真是无意义但有意思的一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