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ite.douban.com/widget/notes/5494326/note/181581347/

    以上链接,是CIFF的一个“论坛回应”,看言辞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像是面对某个个体的抨击。但仅就言论本身而言,导演们指向了“评论界”。

    其实中国纪录片要是真的有评论界,倒是好事。

    发表言论的诸位,很多是熟人,因此我更加莫名惊诧。这种脆弱傲娇,实在是不能理解。即便是再有所指,这样集体抨击评论者,也实在是太过了。

    片子拍出来,不就是给人议论的么。如果只能听好话,那就不要与人交流了。更何况,我一直都在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纪录片制作水平相当低下,我们看起来热闹,但与世界纪录片创作想比对,整体水平仍是偏低的。尤其是大家一直在吃题材,导演创作能力几何,不知道有几位导演是会自我反省的。

    本是举步维艰,还要在小圈子内部互相抨击,真是搞不懂了。我真的很怕看到中国纪录片导演们自负自足,结果这一幕还是出现了。

    刚刚看到豆瓣有人在转引时用了“南京宣言”的字样。扶额。

  • 怎么办呢……

    2011-11-01

    昨晚一看手机,11月1日了,顿时揪心起来。各种辗转各种难受,最后含了几粒复方丹参滴丸,不知道是药物作用还是心理安慰,终于很浅的睡了四小时。所谓很浅,就是平均半小时醒一次,愁坏了。今晚还是磕褪黑素吧。

    我的心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偶然的过速,从小就这样——早上朦胧着这样安慰自己,然后高高兴兴去学校上了一天课。下午是霍廷霄的电影美术课,讲得太浅了,不过到底是干过这么多大活的美术师,随便讲讲细节收获也很多。提问阶段真是各种囧,电影学系的同学:“您怎么看第五代过于注重造型的问题?”霍:“额……电影不是要造型么?”然后我“女婿”就偷偷出去了,等我提着他的书包去操场的时候看见他在踢球。创作和史论真是不可调和啊,创作系别的我要做史论的论文,应该不会精神分裂的吧。

    回系里逗闺女玩了半小时,收到了寄到系里的三体ETO组织徽章。嗯,我和大勇都越来越趋向降临派了……我现在常常在愤怒的时候默默说:呼唤水滴!

    比如晚上,真的又想呼唤水滴。面对一个拖延症患者真心伤不起。其实我自己拖延症也不轻,但是面对毕业创作毕业论文,总不敢掐着点做。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其实没办法了……

  • 一位记者先生

    2011-11-01

        我下午和陆老师闲聊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看起来有点眼熟的男人。后来他自我介绍自己来自某网,希望做一个采访。当时有些惊诧,因为我知道下午是樱桃程他们网站的独家,这横岔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来路。我们是在一家咖啡厅紧挨着的两个小屋,左边那间是原定的采访地点,已经架好了机器,右边这间大家坐在这里聊天,光线和声音条件都不太好,肯定是不能满足拍摄的。

        这个男人突然说他在系里见过我,他之前在某杂志工作。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上次见面的情景,当着那么温和的陆老师的面,我就拍桌子了……好啊,冤家路窄,居然又让我碰上你了,而且你还挑明你是谁。

        这哥们在某杂志工作的时候,恰逢我系本科招生暂停一年。我们都觉得这事挺正常啊,78班招完很多年才有85班,然后是87班,然后又很久才有93班和95班。采访的时候,他也就问了一些就业问题之类之类。结果杂志出版以后我们全惊了,封面上大标题:《导演系——一截盲肠》。全文一直强调的是,导演系是因为办不下去了才停招的,导演系自认为的优等生也没有片子拍,因此他们真的应该停招了。这截盲肠后来一年招两个不同专业方向的班级时,杂志和记者都寂然无声了。

        我凝视记者先生,告诉他我和他没完。记者先生很淡定的说,哦,我都离开那家杂志了啊,我现在在网站。原来当年用这种逻辑不通的稿子吸引眼球的责任全部是你的杂志而不是你本人……

        罗丽丹到的时候,樱桃程前一个采访没结束,于是她进了右边这间等待,记者先生马上要求采访。然后他对我说:我刚才听你说得你比较专业,你来问吧!

        我为什么要帮你问?为什么?

        罗丽丹在说话的时候,记者先生不理她,和我私语:你换号了吧?给我留个号?

        我为什么要给你留个号?啊?

        记者先生问罗丽丹: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呢?你们俩差着三十岁呢哈哈哈你们有没有分歧。

        翻译小姑娘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不是专业网站么,这种问题是不是不要问了。

        记者先生:诶对了,你是荷兰人啊?

        我已经疯了。陆老师真是谦和,解释罗丽丹是犹太人,小的时候在集中营生活过,但她是法国籍。

        记者耳语问我:喂,伊文思有没有拍过二战集中营的电影啊?

        我已经挠桌子了。

        罗丽丹问记者,你看过伊文思的电影吗?

        记者先生大大咧咧说:看过啊!我看过《风的故事》几个镜头片段。

        真的……你来打岔采访也就算了,你能不能先做一点功课?你哪怕下载一个伊文思创作年表行不行?你采访罗丽丹,你能不能先了解一下她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中国?你能不能算一下《四万万人民》的时候她几岁?你来自专业网站,能不能不要娱记思维。

        程进来打断,请罗丽丹女士去左边那间。记者先生手一挥:让他们过来拍不就行了吗?我解释这边的光线和声音条件都不好,记者先生有点生气:好吧好吧,那让他们先拍!你告诉我他们要拍多久?40分钟够不够?

        这是你蹭别人独家媒体的采访啊……要不要这样啊!

        我们真是气得无话可说。罗丽丹后来提及,你们要准备一下问题再问,提问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是一个挑战……而且,你们最好先看看伊文思的片子。我们冲到隔壁骂人的心都有了。

        但结果是我等落荒而逃,如果等记者先生出来……其实我真的不一定能对付他。好吧,不要让我再遇见你!仅此。

  •     中午樱桃程告诉我下午她会采访玛斯琳·罗丽丹,顿时激动了,感谢程宝允许我去蹭采访。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了夙愿的下午。

        我们没有在约定时间等到罗丽丹,却见到了另一位举止娴雅、言谈温和的老太太。听她说了一会儿话才知道,这位是《愚公移山》与《风的故事》的中方翻译陆颂和老师。老太太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语系,建国后在对外友协和全国妇联工作,她说自己不懂电影,但我们和她聊电影拍摄却毫无阻碍感。陆老师思路很清晰,记得许多当年拍摄的细节,给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陆老师说伊文思在拍摄《愚公移山》期间自由度很高,他要求翻译成为自己的“耳目喉舌”,要告诉他所有新奇的事情。比如《球的故事》,陆老师说她并不知道摄制组是否和当年的31中有何联系,但当天他们去到学校以后,知道了这个突发事件,告诉伊文思以后伊文思决定去班级拍摄,这些完全是偶然的。我于是询问作为一个外国导演,伊文思怎样和摄影师沟通得那么完美。陆老师说新影厂的摄影师们当时也很惊讶于为什么导演要求镜头不能停止运动,为什么要这样耗费胶片,但他们很快适应了伊文思的工作方式,能够按伊文思所想去运镜。她肯定地说,当时是单机拍摄的。

        陆老师说伊文思拍摄起来不要命。曾经在40多度的高温下,年届九旬的伊文思跟着拍摄对象跑,摄影师跑在最前面,旁边是伊文思,然后是持杆录音的罗丽丹,陆老师跑在罗丽丹旁边,身后跟着场记。陆老师说她都跑不动了,但伊文思还是冲在前面。我几乎能想象那个画面,这是“飞翔的荷兰人”会做的事情。

        陆老师谦和淡然,她安静的给我们讲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爱她。这样温婉的知识女性站在面前,没有人会不爱她吧。她笑说主办方曾担忧年轻人会不会来看伊文思,我突然想起大勇在豆瓣上给我的留言,于是告诉她:“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他能感受到伊文思在拍摄时的那种爱,他甚至希望自己是《球的故事》课堂中的一员。”陆老师微笑了很久说:“我要给玛斯琳念叨念叨这事,她以为中国观众早就把他们忘了。”

        罗丽丹来了,我见过她的照片,也见过她的视频资料,但我突然一下见到真正的她的时候,才发现她没有我想象的高,很瘦。我一下子有些百感交集,忍不住想象她当年举杆跑在伊文思身边,是录音师、更是爱人与伙伴的样子。

        罗丽丹说,我们拍摄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陆老师补充翻译说,1972年,是打砸抢结束了,全国相对进入一个和缓的时期。我提到我被伊文思那种自然流露在影片中的浓重热爱感动,得到了罗丽丹这样的回应——

        她说,首先,伊文思热爱中国人民是从40年代来到中国的拍摄开始的,他感动于一个这样国家的人民在反日战争中呈现出的坚韧,这种热爱贯穿了他后面的生命。同时,他爱所有人,他爱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罗丽丹强调了一点:《愚公移山》不是伊文思导演一个人的片子,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导演的作品。“我们得到了中国很多电影人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部电影。因此你感受到的热爱中,不仅仅有伊文思的,还有许多中国电影工作者对于他们生活的热情。”

        这真是让人感怀甚至羞愧的一句话。

        罗丽丹说,我们从来不是有意拍摄文革。我们只想拍中国人普通的生活,至于现在有人说我们粉饰了文革,我只能说,那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拍摄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要说好的,也没有刻意去拍坏的。无论是《球的故事》还是《上海第三药店》,我们其实想拍的都是人们在追求一种民主的表达,学生和老师、药店的职员,他们试图用一种更民主的方式决定他们生活中的小事——我们拍摄他们的这种渴望和实践。当时的西方对中国充满了批判,我们要拍的是中国人民在生活中是怎么表达自己意见的,我们希望做一些介绍和沟通的工作。我知道,中国人一直有着这样民主表达的愿望,于是我们拍摄了,但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是否拥有了这样的方式。

        提到《风的故事》,罗丽丹有意把它和“纪录片”略做区分。她强调这是一部充满幻想的电影,不完全是纪录片,更是思考和幻想的呈现。罗丽丹说,如果《风的故事》对你们这些还想做纪录片的年轻人有什么启发,那就是它打破了一种电影定式。

        我们提到伊文思的先锋性的问题。罗丽丹说:“人生很长!”罗丽丹说,在这么长的人生中,伊文思从来不为自己规定风格,他依据题材去确定自己怎么拍。但是她也说,伊文思一直是很追求先锋性的。

        谈到今天回顾伊文思电影的意义,罗丽丹没有给伊文思任何定义性的话语。她只是说,今天学习电影的人们应该看看老电影吧,从政治、电影、哲学上,回顾一下老电影都是有必要的。

        她提及自己看过一些当代中国纪录片导演的作品,她说她能看到他们很勇敢,他们在试图推动社会的进步。最后关于纪录片的寄语,她重复了好几次:要为自己自由的表达抗争!

        迄今为止,伊文思的遗孀仍然强调的是,伊文思不管表达的是什么,他是在为自己自由的表达抗争。

        陆老师一直在旁边温和做着补充说明,虽然有年轻的翻译在工作,陆老师还是很聚精会神的听,在重要处给年轻人们一些提点。两位老太太都很美好,我真对她们充满了崇敬之心。

        感谢我的朋友樱桃程,谢谢她让我夙愿得偿。

        忽略右边那个激动万状的浮肿胖子吧……终于见到迄今仍然坚定于理想主义的罗丽丹女士,实在是太好了。

  • 碎碎念

    2011-10-21

        1.这次病得有点邪,白天不太咳,晚上咳得直抽抽,刚睡着就咳醒刚睡着又咳醒,整夜整夜没法睡觉。昨晚睡了俩小时,今天下午补一下觉,刚睡着又咳醒了。没睡好,所以全身浮肿,尤其脑袋肿得越发大,更可怕的是眼睛红了,结膜充血——还好永远只红一只,前几天是右眼,这两天换左眼了。

        2.我快写不出剧本了。也是到这个非常受制于美术的作业时,才突然觉得学院的教学真的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能学科打通,可以在低年级的时候做过一个剧组应该做的事情,至少做一次美术助理,这次断不至于棘手成现在这个样子。加上自己笨得实在不带转弯的,各种笨路数往本子上招呼,自己都看不下去了。钱的问题永远是所有人都在愁,我们在愁置景租棚,多多那边比我们还惨——我都不好说什么了。

        3.我很喜欢新的专业英语老师。昨天快咳死了还兴冲冲把布置的十几页论文看完了,一直懊悔没有把单词也查完抄出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我的职业其实就是好学生。

        4.明天去北大附,一共三次纪录片课。回归中学,心存忐忑。我怕我急眼了会拍桌:来来来拿套语文卷子出来我给你们讲讲!下周开始,周二全天被上课,周三下午研修班上课,周四上午被上英语课三周后的下午本科一年级三周课,周五中午北大附。我还得去剪一个答应了人家的动画片和整理资料、联络要采访的导演、看片看书、写开题报告、学英语背单词。好忙好忙,不辞职真的会死的。

        5.辞职了某些部门也阴魂不散。非说我有一张表没交。我就奇怪了,我不交自己的也就罢了,我会不交大勇的么。今天请书记帮回忆,书记说她签过字的,好吧,书记都签完字了我会没交?我虽然丢三落四但是从来没丢过重要物品,结果辞职以后工资卡莫名其妙的丢了。所以某部门也没必要给我算津贴补助什么的了,祝他们安好!

        6.前天见了伟凯,共进晚餐,真是好导演好兄长,明天来说见面聊的事。祝自己今晚不咳嗽!明天好好讲课!

  •     本月底下月初,电影资料馆有一个“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电影回顾展”。消息上微博后,朱日坤先生转引评述:“他也配称大师么?”旋即有人问“那请教为何不配呢?”朱先生回应:“好问题,去了解下他的影片就知道了。”黄小邪(张泠)回应:“伊文思当然可以称大师,不说别的,《瓦尔帕莱索》(1962)绝对是杰作。身为‘左派’没有罪,他早年就为矿工罢工出过力,拍过片,也拍过西班牙内战。有为底层人发声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而且在日军侵华期间拍《四万万》争取西方对中国的支持。至于他《愚公移山》及对‘文革’的认知,是他视角不同造成。”朱日坤先生今天质疑说:“是视角的问题么?”

        关于大师,我一直就觉得是个很主观的概念。电影史迄今不过百十余年,今日影史上的大师未见得能在几百年后的电影史上仍留存一席之地。这件事情在电影学院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体现,就是“大师研究”这门课。已经越来越多的老师希望把这门课的名称更改为“电影导演创作研究”,这样可以在课程内引进更多的创作者,并将视角放得更平和。

        因此我并不关心伊文思是否大师,我更关注的是他的导演创作本身和在影史范畴内如何书写这位导演,当然我不否认,我是很喜爱他的。

        我看到伊文思13岁时拍摄的《小屋》时,有羡慕嫉妒的会心而笑。很多导演和伊文思一样,在他们童年时代就接触了8mm摄影机和胶片工艺,他们的电影是从童年玩具起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会让他们在真正成为创作者后更自如和平静的看待电影。

        伊文思青年时代的《桥》(1928)和《雨》(1929)做足了形态组接的尝试,和《柏林大都市交响曲》(1927)和《持摄影机的人》(1929)的相对刻意对比,伊文思在导演构思和剪辑上都显现得更圆熟。这种先锋而又不失巧劲的拍摄方式,一直延续到他最后的作品《风的故事》。

        伊文思在3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当然是《西班牙土地》(1937)和《四万万人民》(1938)。朱日坤先生提到的“他的影片”,大约特指伊文思由《四万万人民》开始的在中国的拍摄及其对今日执政党的态度。

        《四万万人民》的拍摄缘起现在看来有些吊诡。据说伊文思接受了一些华侨的资助,这些华侨是谁、资助本身希望达到的拍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另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伊文思到武汉以后拍摄遭到阻挠是史料可以确信的事,不过一种解释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没有人敢让他去前线冒险。这种解释和我们常看到的所谓“百般阻挠”自有出入。我宁愿采信前者的原因是他在汉口拍到了八路军的会议。这看起来和今天的纪录片作者们没什么不同,我们不可能随意获得人大会议的视频资料,但我们可以拍到不同政见者。当时的在野党以热忱的态度接待了伊文思,于是导演后来把一台35mm摄影机送给了吴印咸并最终带到延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全部延安影像,几乎全部出自伊文思赠送的这台机器,而吴印咸由延安直至参与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及其摄影系并成为著名影视教育家。不得不说伊文思至少帮助当代中国拥有了更多的历史资料。

        伊文思拍摄到了台儿庄战役的局部。因此这部影片在美国和欧洲上映后,吸引观众关注到二战尚有一个亚洲战场。《四万万人民》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正面作用很大。

        40年代,伊文思拍摄《印度尼西亚在呼唤》,一如既往的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报以极大的同情。荷兰政府对此片大为愤慨,在伊文思的护照上动了手脚,禁止他再次进入印度尼西亚。这个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的导演,由是被他的祖国抛弃。

        几乎可以认为伊文思已经彻底是个左派导演了。激进、赞颂革命的力量,满身都是昂扬的斗志和青年勃发的热情。《雨》和《桥》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是,他在50年代继续着《激流之歌》、《古巴纪行》的同时,拍摄了《塞纳河畔》。“塞纳河畔”这个中文译名实在蹩脚,该片法语原名是《La Seine a rencontré Paris》,当塞纳河与巴黎相遇,这是何等诗意。我尤记第一次在资料馆看见此片,是来自新影厂库存的拷贝、中文配音。在昂扬的播音腔中,我仍目瞪口呆的专注于画面上镜头精妙的衔接和作为“风光片”难得的深沉。几年以后得到欧洲伊文思研究会修复DVD,第一件事就是看这部片的法语配音版,温暖的市民生活铺面而来,席卷着水波里的沉静情绪。哦,纪录片可以这样拍,可以在视听上做得这样好,这是给了我标尺的一部影片。本片获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这应该是伊文思取得的影展最高成就。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一部伊文思影片恐怕并非《愚公移山》而是摄于1958年的《早春》。这部影片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摄影基本来自于新影厂。画面唯美但明显存在大量摆拍的痕迹,解说词由何钟辛撰写,配音为谢添。伊文思到底是在何种条件下拍摄此片,我全然不知,就此事我在一次放映会上问过新影厂的老摄影师们,但他们已经被重逢的喜悦激荡,完全不理会我的问题。回到《雨》的时代去看这个导演吧,他可以激动的在每一次天气开始晦暗时冲出去拍摄,无论如何不像是一个习惯摆拍的人,但他偏偏在这部影片里摆拍了。也许是他变了,也许是有人帮他摆了,也许是他被一个诞生不到十年的新国家的种种完全吸引而迷失。这部影片在欧洲伊文思研究会修复出版的伊文思作品集中被舍弃,这同样是一种含着默契的掩蔽。

        《愚公移山》共有12段,我只看过《球的故事》和《上海第三药店》。《球的故事》视听极尽圆熟,因此我问过摄影到底有几台机器在拍,翻译在不在教室内,镜头运动由谁控制等。但同样,在那个几百人的放映会上,没有人理会我这些问题。《愚公移山》拍摄期内,据说伊文思曾和摄制组大吵,指责他们隐瞒了林彪坠机,但他还是拍完了。而且,基本是按中方的意思拍完了。这是他难辞其咎的作品,无论如何,无法为他彻底被文革狂热所感染或者彻底被中方所蒙蔽开脱,纪录片导演应有的审慎被情绪化冲破,因此每每看《球的故事》,都觉得这依然是一个多人场景拍摄的典范,镜头极其准确,但想到《愚公移山》始末,无奈又哀伤。

        2009年我认识了于广义导演。他的《小李子》有深沉而又尖刻的迫人力量。我问他的新片是什么,他说,他在追寻伊文思。他偶然看到了《愚公移山》中《大庆油田》一段,深受感染,于是开始追踪伊文思拍过的人物们——不知此片现况如何。我只觉得,我完全能理解这种被感染;我也完全能理解新影厂的老摄影们谈起伊文思时的激动,而完全忽略我感兴趣的具体拍摄细节。这些关于时代的记忆是会以各种方式铭刻于心的,无论是追念或者抨击。

        在导演系的课堂,郑洞天老师有个惯常了解学生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三部自己要带去荒岛的电影。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带一部纪录片,纠结了很久以后,选择了《风的故事》。前几周放映见观众,有观众让我推荐一部纪录片,仅一部,我当时挑选的是朗兹曼的《浩劫》。我想把这句话插叙在此,唯一想说明的是我最爱的纪录片不是《风的故事》,我觉得最好的纪录片也不是《风的故事》。但如果郑老师一定要把情境设置在“荒岛”,我毫不犹豫只带它。

        因为这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彻头彻尾的孤独、反思、遗产。这甚至不是纪录片,而又像是先锋实验的作品了。他在影片中穿插着自己作品的镜头,在中国寻找道家的哲学和孙悟空的生活方式,但最终他一个人静静坐着沙漠里,等风。这已经是1988年,冷战濒临结束,地球正在震荡。伊文思白发飘飘的这一幕微笑几乎是我最能铭刻的纪录片导演形象,我一下子把自己的心拉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似乎能站在未来的那个点,想象自己将如何反思自己的人生与创作。

        实验过、激烈过、孤独过、被蒙蔽过也用自己的片子骗过人,找不到生命的真正路径,等风吹起。

        如果生命只余“荒岛”,我要带这个老头儿和我一起想。

        1989年伊文思去世,享年91岁。他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因为病情突然恶化很快离世,这之前,老头儿上街游行,因为他听到了遥远东方他拍摄过的国度发生的惨案。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愤怒的发现自己被欺骗,愤怒的上街。我在想这是怎样的满腔委屈,然后他死了。司徒老师给我描述过中方的反应,《人民日报》全然忘了延安那台35mm摄影机,而只有一句话“尤里斯·伊文思死了”。我没有翻到原文,当时震惊问司徒老师:“真的是这样吗?原文就是用的‘死了’?”

        司徒老师默然点头,然后说:“对,尤里斯·伊文思死了。”

  • 齐泽克的演讲提到中国政府禁止了穿越剧的存在,于是很多人质疑《步步惊心》怎么就播了。

    不认识该剧任何制作人员,因此下文关于该剧的揣测纯属个人臆断:

    首先,穿越剧的确被禁,但之前审批的应该不受影响。总局对一个题材所谓“禁”,往往就是公开讲话,然后不再接受备案申请和严格对已经备案立案的项目进行审批。之前还有悄无声息被禁的“涉案剧”,也正是“涉案剧”被禁,导致了“谍战剧”的兴起——因为老百姓要看正反双方打架,禁了当代的,编剧导演们只好向过去寻求题材。但即便如此,2011年因90周年的缘故,总局还是要求各台停播“谍战剧”三个月。

    禁“穿越剧”的同时,总局还禁了“四大名著”的翻拍。因为新红楼引发众怒,所以很多人挺支持这次禁令的,但很多人也会忽略这种“搅在一起”的方式。大多数新闻通稿还是很客观说,对“穿越”,总局的态度是“批评”;而“四大名著”则是“短期内不再接受备案申请”。

    其实搅在一起的还有“海外电视剧的引进翻拍”,总局的态度是“要谨慎”……

    总局的网页上,其实是找不到明文的。但大家都明白,有些题材从此刻开始,肯定不会通过备案。

    《步步惊心》是在禁令发布前拍摄完毕,其制作公司紧赶慢赶把后期做完了不知是不是在抢时间。另外,国内的审查制度一向很“人性”,不让你过的,没有理由也就是不让你过;让你播的,请客吃饭也就让你播了。

    最后,《步步惊心》是一个悲剧的穿越,是一个女人自己把自己折腾死了的故事,因此不太存在前朝反照现实的问题——这更是我作为臆断而存在的一句话。

  • 演员

    2011-10-11

        今天下午的课谈表演。三位老师是马精武、李苒苒、娜仁花。一开始还有板有眼,后来就开始闲扯了。

        我一直很好奇飞飞爷爷为毛要用娜仁花演《湘女萧萧》,怎么想怎么不对的事情。今天坐在她身边,突然觉得这事其实还挺有点道理的。

        这个演员,内向沉着、敏感敬业。中国演员里好好念书的人很少,偏偏她海外留学八年,还在伯明翰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以后不忙着接戏,先拍纪录片,然后给自己先生做制片人……不管怎么说,这种生活经验和学问根基,都让她对剧本的领悟力显得很不俗。然后人家还听导演的话,乐于沟通。不仅如此,形象也好,纤细小巧;爆发力也很强。

        《湘女萧萧》是她本科时演的,尚无后来这许多经历,不过恐怕当时这样的性格在表演系也是不多见的,太出挑了。这样的演员,我要是谢老师,估计也不管是不是蒙族了,直接拉去湖南演吧,多给导演省心啊!

        娜仁花是那种看起来“很不会做人”的演员,安静得过头,马精武和李苒苒两位老师在讲的时候,她在旁边做笔记。她自己要讲话,会先在本子上划拉半天定神,看起来心里踏实了,才开口。和太多演员的眉飞色舞各种来事相比,这简直是内向得过了头。所以……才没有火起来吧。

        马老师和李老师真是各种可爱,俩老戏骨,听他们讲表演还是挺有启发的。

        侯老师最后针对“表演节奏”作结:节奏就是心中的波浪,外化体现为速度。李苒苒老师补充说:大家谈节奏往往就大而化之到一场戏和整部影片了——对于演员而言,节奏要细化到每个镜头,单镜头内的节奏处理很重要。

        哦。都挺对的!

  • 慧眼

    2011-10-09

        我飞快的把《步步惊心》小说看了一遍。单论文笔,除了最后章节的确恶狠狠的煽了一下, 前面全是不高明的流水账。这种感觉的小说已经看了好几部,比如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比如龙一的《潜伏》、比如麦家的《暗算》。除了《暗算》迄今没有时间看电视剧,只是听说其火爆后找来小说看了一下;《山楂树之恋》是因为开始电影改编了故找来看——其他的都是影视火起来以后才找来原著阅读的。

        我在中文系的文字经验几乎全然被打破了,我喜欢琐细得精准、隐隐有毒辣的文字。这样的东西和流水账几乎只有一线之隔,过了这条线,在我心里就索然无趣了。所以甚是佩服诸位资方导演编剧的目光,是怎么挑出那些我在文字层面就已经觉得无味的东西而直指故事内核的。上述改编固然有成有败,但大抵上不失平稳。

        这样说来,大约我在导演系还未入门。

        这事……有点太惨了……

        上半年我蹭了一次会,是王老师和一位作家聊改编,我静坐旁听。王老师案头工作做得很细致,作家作品一篇篇梳理下来,宾主尽欢。但最后挑明了要的那篇时,我一惊,看那位作家也是一惊。他嘴里我心里同时都是“为什么”三个字。然后王老师解释了理由,作家和我都服,因为电影的呈现方式其实并不遵循于文学文本的架构方式,视听语法是另外一码事。姜老师当年改《潜伏》,只留了人物关系,足够了。

        我想把昨天刚成的那稿全部推翻了,必须只能留一个大走向。统统废了吧。

        另外元月写完关于从小说到两版《大地惊雷》叙事分析的论文。

        没信心啊,对自己各种没信心啊。

  • 第四个

    2011-10-09

        半年来的第四个剧本。

        第一个是短片,为了逼溪岛同学拍作业,直接写了个批判现实,从我熟悉的中学教师生活里化了一段出来轻松搞定。

        第二个,去新疆写主旋律儿童片,后来我们的男一,戏超级好的克里木老师说,这个片子可以送四个电影节参赛,送童牛叫《肖开提的假期》、送华表叫《塔伊尔的歌声》、送金鸡百花叫《阿米娜的婚事》,送大学生电影节叫《北京来的骆宾》……我听完哭笑不得。命题作文,各种无可奈何,好歹是拍了,没有对不起师父。

        第三个,情知自己绝无可能胜出的竞赛,十天码完剧本。后来反省,这个故事是更适合做电视剧的。

        第四个,昨晚毕一稿。不好。直白、无趣、各种别扭。

        然后果断病了。头疼嗓子疼、胃疼泻肚子,折腾了一夜没睡。我心里挺难过的,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行当里,我太缺少才华,笨得不可开交,尤其最后这个,已经有老师提点过了,写下来还是局促一团。

        然后就要按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元旦前写完开题报告一稿,其实现在到底怎么做论文也还是乱的。心里很苦,不知道三年以后,自己应该干什么。无论如何,导演系都是一个以创作为根基的地方,学术和理论是必要的,但总归要落实到创作上。我真的不知道,到这个岁数了,还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该怎么办。

        我爸爸今天和我聊起要不要找个公司续社保和医保,我果断放弃这个大麻烦。父母就问:那三年后怎么办?我居然脱口而出说,如果没有办法,就找博士后流动站进站吧。然后自嘲的想,我究竟是要闹哪样,我又不是电影学系的学生,在这个学科里,到底要把自己的路摇摆成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