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小狼

    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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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博客,为了找到我以后这么欢乐的小狼我回来了。

    会把douban那边的内容慢慢搬一些回来呢!

  • 在台湾•引子

    2013-05-02

    夜半,睡不着,有雨未歇,有诗悼亡,有室友窸窸窣窣的被响,有莫名而至的哀伤。

    我到此处逾三周了,到今夜,觉得可以写点什么了。

    无关处说起吧,不知道为什么,张晖和黄洋两位的去世,总在我心里盘桓。我几乎是第一次为丝毫不识的人离世如此纠结。差不多在这两桩事发生的罅隙里,我得了这个逃离生活轨迹的机会。

    结果丝毫逃不掉,亏欠着的诸多文字未了,更要命的是我被卷在商业的合同里,锱铢不敢马虎。

    台北冷雨不断。

    有几处几时,走着走着,眼泪就下来了:比如有一天我突然想郑老师了,比如有天晚上从图书馆出来精疲力尽,比如坐在台大中文系外面吹风⋯⋯

    竟似乡愁,在别的别处,不曾有。

    人在岛上,听熟悉的语言有着生疏的语调、绵软的尾音、似隔非隔的词汇,体会如此熟悉真切的异乡里异乡人心里的波澜。

    我其实是得了一个好好想的时空。

    想起在深圳谈合同,资方老总说他们有一个对行业的梦想。我突然就走神了,心里胆怯的冒出自己那个梦想,我仍不敢在这里写下它。

    只是在看到维舟回忆里张晖的那个梦想时,会瞬间有泪有笑。

    我想在这里停一停,我似乎已经察觉,这停一停之后的日子,还是在赶文稿、码剧本、拍各式影片,但我期待的那件事,会更远会更近,远得不再想它,近得日日面对。

    拉拉杂杂,不知所云。其实就是我被生命的偶然吓到了,这时我又被甩到文化与文明在偶然的折点后另一道轨迹上。我想伸手捏住点什么,却已经畏惧得不敢有任何妄为。

    是为此刻心绪,所以之后的文字势必不是游记或议论,只是心绪。

  •     我去深圳本来只打算待两天,所以什么都没带,一个小箱子就过去了。后来盘桓了六天,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是没有换洗衣服,二是我的指甲长得老长并且劈了而我没带指甲剪——每天谈事的时候我都在藏自己的指甲,实在太丢人了。在见大老板的前一天晚上我跑去逛东门,欣喜发现这里遍布着美甲店,于是第一次在一个纷乱小市场四楼的油腻沙发上坐下来,伸手给一个清秀的小姑娘。

        这里的每家铺面都只有三五平,其实就是摊位。我前面那家有人在捏脚,右边过道的另一侧则是一家理发店,在给两位中年的大姐接卷曲的红头发。我修指甲这家,小妹四五人。

        小姑娘捏着我的手的时候,这家店的晚饭送到了。角落里一个岁数稍大的女人抬起头来大喊:老板娘,你先帮我付了,我一会儿给钱你!

        过道上不知哪儿钻出一个阿姨,笑眯眯的从兜里掏钱,我看了一眼,两盒菜、两盒饭,64元。阿姨身边带着一个梳双辫的小姑娘,四五岁,笑得灿烂,一直围着她的腿转。老板娘护着她不让被横冲直撞的人们绊到了。隔壁理发店的一个小弟接完了头发,过来一把揽住小姑娘:“你今天打扮得和平时不一样啊!”小姑娘羞涩的躲到老板娘腿后面。我着意看了一眼,黄色带卡通图案的卫衣,小牛仔裤小靴子,头上两对发卡。

        老板娘翻了翻饭菜,走到角落里和买饭的这位耳语了一下,我看见那女人没抬头,依旧低头给顾客磨指甲,然后她突然站起来,到过道上开始对着电话大吼:

        “58元的套餐加两份饭为什么要64?你家什么米一碗饭要收三块?你给我把多收的钱退回来!”

        她气鼓鼓的回到自己的小板凳上给顾客上甲油。她突然又抬起头:“老板娘,别让我儿子吃!我要退掉!”

        我有些错乱,回头再看右边走廊,小姑娘正拿着筷子戳饭菜。老板娘赶紧拦住:“你妈不让你吃,你待会儿吃吧。”小姑娘点点头,把筷子放下,低着头看了饭菜许久,抬头大笑说:“我不饿!”

        女人已经又从角落里跳到走廊上打电话:“我要的是炒菜,你这是炒菜吗?你这完全是水煮!你派个人来,我要退了!”

        她回去给顾客的手边摆了个小风扇。小姑娘蹭过去,拖着长音:“妈咪!”

        她没抬头:“儿子,自己去玩会儿。”小姑娘就又去抱着老板娘的腿了,老板娘把她放在膝上,摇摇晃晃。

        有人指定要正给我涂指甲的小妹,小妹不耐烦的抬起头:“老板娘你先去帮把手!”老板娘跑过去,顾客没好脸的说不要,宁可等,小妹赶紧抛过去一个笑容:“就来,这边马上就完了!”然后凝神给我一通猛锉,磨得指甲油光水滑。老板娘没意思的又去走廊边抱起小姑娘:“你饿不饿?”小姑娘玩着自己手指头摇摇头。
     
        我掏钱的时候,给我做指甲的小妹躲开了,老板娘清晰的报出我应该交的费用,在自己腰包里揣好。

        我就明白自己很多戏都写错了。比如美甲店的小妹们对老板娘是颐指气使的,但她们自己付钱的晚饭如果太贵,老板娘也要插手。

        我在想那个小姑娘,她妈妈应该是还想要个儿子吧。

        等到下了楼,又穿过两条街,我突然想,如果那就是个男孩儿呢?只是市场太乱了,怕人贩子拐走故意打扮成女孩儿模样。

        深圳是个蛮好的地方,在我出神的时候,又被好几个人拦住,问我要不要做指甲和接头发——“接到你的屁股那儿,大长卷!保证好看!”

  •     我刚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的时候,附近一片荒芜,唯一的一个菜市场也拆掉给清华大学盖楼了,那时候买菜要去清河,苦不堪言。后来家对面终于有了个超市,又过了一年超市楼下开了个菜市场,从此以后我竟然可以在家蒸新鲜鱼了。买菜做饭总得精打细算,楼下的肉菜比楼上便宜许多,但楼上的牛肉切多大块炖出来还是多大,掂在手里都是干干的,楼下的则明显注水;而清河,每逢秋季那里的螃蟹还是最便宜的——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判断不清到底在哪里买菜更划算,更何况,在相当长时间里,我还拥有以前系里发给我的几张能在超市使用的购物卡,所以去哪儿买东西是一件复杂而讲究的事情。几个月前我开始想拍一个新片,跟踪一下清河那个大农贸市场、超市楼下小菜场和超市的进货与销售渠道——我必须承认,我开始兴致勃勃的观察这些问题和考虑拍摄,其实是因为慢慢的就交了一大帮社会学的朋友。我常常在想,纪录片与社会学、人类学的交界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和你们的田调有什么异同,而分野又在何处。

        昨天晚上mujun请大家吃饭,席间社会学家五六只(其中一位兼影评人)、手机工程师一位,加上在下这个打酱油的(明显这是个很奇怪的出现),话题很快进入了转基因的讨论——其实是辩论,天乐和伯樵争起来了。

        天乐在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她被mujun笑称为“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者”,而伯樵一开始就声称“我虽然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国做得非常谨慎。”天乐介绍了转基因可能产生的危机,我直接转引mujun的总结好了:“1.推行转基因农作物对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影响;2.对粮食安全的长期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纳入政治;3.不同的改良农作物的技术是否应该尽可能摒除资本的影响而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伯樵的发言被屡次打断,大家纷纷咆哮:“让我先听这边解释。”伯樵的点在于:“你没有办法证明农民拥有更多自主权就是好的,或者农业是不是应该集中生产?粮食安全是不是有机可以解决的或者转基因一定会导致的?”

        好吧伯樵也许不完全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也听出了这其实不是一个点。但我并非mujun这样的总结帝而是一个彻底的艺术生所以总结已经开始混乱了,对,其实我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神游天外……在我想自己的一摊事情的时候,我和mujun对了一下眼,她指着我乐:“嘻嘻。”我应该是满眼恍惚的回了她一句:“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今天没带设备是多么错误啊!”

        那会儿我在想的是,这件事如果要拍是为什么,怎么拍、怎么剪。思维已经有点跟不上大家的速度,但是手眼耳心俱在。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一个我常常见到各路人马在帮他家刷屏的组织,我对这个组织其实是有逆反心的。但昨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逆反心理其实和有机或者反转基因毫无关系,我的厌恶其实来自极端素食主义者参与相关活动以后的表述,他们把有机-素食-抗癌-反对吃荤拧巴成了一个完全无逻辑的表述怪圈,而我并没有把市集本身抽离出来,反而跟随陷入了这种无逻辑而开始抵触。

        我在这时听到了天乐对伯樵的反驳,大意是政府态度虽然谨慎,但另一方面又在大力推进转基因的研发。

        我和其他几位于是很好奇问“你怎么知道呢?”天乐的回答大抵是——你去农学院和生物系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项目,而项目资金是否来自于政府扶持就知道了。

        我突然一下就又恍然了。我想起我想拍的小菜市场和超市的差价问题,但我明显没有考虑到这其中肯定有北京市对于市场的各种补贴,以及一个大型连锁超市它的资金链运作和楼下的小菜贩们当然是不一样的。

        其实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但貌似尤其是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们很难迈出这一步,我们常常只跟踪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历程里面去谋求通感,而他周遭的环境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常常被忽略。导演们总说我在拍“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继而把大时代简化成体制问题,再把体制问题简化成一个标签,而小人物——比如一个生物实验室是博士生是怎么和国家政策产生联系的,这种联系又会怎么反馈到一个农民身上,农民从何时开始不再育种而是买种子,他们的大豆受到美国转基因进口大豆的多少影响,而这个博士生会不会买个豆浆机……如果我们只拍农民的苦难,当然在直接电影或者真实电影的层面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影片除了重复的苦难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抗争,它在这个时代的纪录片意义是什么?

        伯樵这时在我耳边不停念叨着一句话:“这就像某些广告和纪录片的手段……”我对纪录片这三个字还是有天然敏感度的,于是又凛了一下——在一个社会学家眼里,纪录片其实是一个维度非常单一的表述方式——的确,直接电影也是有导演创作的,而真实电影则更直观的强调导演立场。在各地区的新纪录片开始发展之后,导演们的观点,甚至导演们的观点是否激进其实也成了纪录片的一个评判维度。而这种状况下,小川绅介和麦克摩尔共有的战斗性成了纪录片的主流审美,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也许是简单甚至浅薄的。

        但回过头说,纪录片是不是应该尾随社会学与人类学而去?就像昨晚的谈话,如果机位景别全都够,那么这个谈话可能怎剪?

        第一个方法是光剪出都快吵起来的氛围就好了,所以大家拍着桌子喊着“先听这边”要多留一点——这是一个mujun同学在北京做田调的独立制作生活状态片。

        第二个方法是剪出主要观点,镜头接不接的上管不了了,接不上可以用农田或者实验室的空镜来插一插,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两派主要观点的分野——这是一个介绍围绕转基因的主流观点的专题片。

        第三个方法当然是全部留下来,于是如果有观众的话,会看到一个讨论从科普到深入的过程,以及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可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纪录电影。

        我在想如果在导演系纪录片方向就光开一下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的课程,尤其是在本科阶段显然是必败的,因为这中间的契合点很难让本科生很快了然。而我之前考虑过的针对具体问题对谈的方式也不一定合适,这个方法可以让纪录片方向的学生了解其他学科的思路,但又未必能回归电影语法。

        我在想我和mujun这对吐槽搭子到底是怎么共处的,其实她讲的东西至少八成我是完全陌生的,很多话我听完都要想很久;而她的电影观片量当然有限。但是我们往往会形成这么一个样子——比如她吐槽一个人,这个人我没见过也不了解,但是我会凭直觉给此人一个描摹,往往在两个月以后她跑回来跟我说:“喂,又被你说中了。”而她的关注点总会让我考虑纪录片可以怎么叙事,甚至一个剧情片可能怎么叙事的问题。

        然后各走各的阳关道,我们其实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语法结构里面来。

        这又是一篇用以自省和提出问题的吐槽而已,嗯,可惜了天乐和伯樵的好辩论!

  • 火缸

    2013-01-12

        每年冬天,火缸生起来了,我就高兴了。

        我去拿一块年糕来递给我外公,他在火缸上支一个小铁架子,年糕烤得外面脆脆的,他把烤焦的地方放进自己嘴里,把恰好枯黄的一截递给我。

        我又去拿一块糍粑来递给我外公,他把糍粑放在小铁架子上,然后去拿一个瓷碟子,给我倒点白砂糖,我就蹲在火缸边等着。

        “爷爷,这个炭蛮好!”

        “你快吃,热的总被你吃成冷的!”

        糍粑粘嘴,白砂糖咬起来咯吱咯吱的。

        我总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起火钳,执着地把他夹到一边的木炭疙瘩再填回到火里去。这是个一尺半宽的青绿釉彩大盆,半盆白灰细密,木炭彼此支撑搀扶,里面一团橙红——那颜色迷人极了,安静的抖动,偶尔噼啪一声,炸出跳很高的火星。

        “当心烧了衣服!”我被他一把拽到一边:“这块炭冒烟,不要往里填……不能码这么死,空气进不去就全灭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白灰才能把火缸填满。他说那很难很难,缸里的这些烧了很多很多年。

        有那么一两年,炭不好,家里每天都是呛人的气味。

        还有那么一两年,妈妈和姨妈们忍受不了这个火缸的麻烦了,买了个带烟囱的大炉子,大炉子有个抽屉,可以在里面烤红薯。

        我很不高兴:“烤苕满街都是,这个抽屉冇得办法烤年糕!”

        我只爱这个老火缸,只想在冬天坐在它旁边,一只手扣它上面的疙瘩,一只手翻一本带插图的文白对照《聊斋志异》,火星一闪,噼啪一声,书页多了一个焦黄的小点。

        等到送花的爷爷每年送来了花,炭火熏得腊梅满屋子香。我每天捧着两盆水仙球球放到火缸边让它们烤烤火长得快些——除夕前你们一定要开花啊!出箭了、结苞了!我喜欢“金盏玉台”,不喜欢重瓣的。

        开出重瓣的水仙我会很失望,我跟外公说:“你告诉送花爷爷一声,明年还是要小杯子的水仙花!”

        他凿一下我的脑袋:“人家欠你的啊?”

        水仙一开,冬天的气味才足了,老房子的地板吱吱呀呀,窗玻璃上可以捏拳头按一排小脚丫。趴在窗台上,看别人家的腊鱼腊肉挂了一墙,背后是年糕糍粑焦枯的米香、水仙和腊梅的气味、炭火有木材的味道。偶尔,我们一起写字,还有“一得阁”墨汁的味道。

        我问送花爷爷是谁,我外公总是笑而不语。我从来没见过送花爷爷的脸,他总是在门口匆匆递过来一把茁壮的腊梅和一提水仙花球就走了。每年我都冲到门口去看他,他走得飞快,不肯进来喝茶。

        我妈说我外公那时候每天在医院扫地,这个花匠一次次来带老婆来开一个从农村回城的病退证明而不得。后来这个扫地的人听到了,扔了扫帚坐到医生的办公桌前问诊,写了一张花匠要的文书,花匠骇住了。

        他出门问那个扫地的人是谁,人家说那人之前是院长。

        那是家很小的医院,大一那年元旦我在那里送走了我外公。这之前的很多年,家里早换了电炉子,不再烧火缸了。

        从此,我的冬天再也没有气味了。

  •     2012年是我活到现在过得最艰难的一年,艰难到我已经不想再去回顾。

        但理智一点去想,又有多难呢?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比今年再难百倍千倍。

        而我已经淡定和不怕了。

        每年都要用同样的一句话和这一年告别。今年也延续吧。下午写好了2013年效率手册的前四页,日程满满,今晚要继续写拖拖拉拉没写完的剧本。

        2013年,会开始自己的新片,希望手头的这个剧本能顺利投拍,会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会写完论文初稿。

        会是特别累的一年,但我期待它!

        谢谢父母和朋友们,谢谢从八月开始陪伴我的小猫丢帧——没有它,我今年恐怕真的会抑郁症爆发。

        辞旧迎新,祝福未来!

  • 新纪元

    2012-12-21

    末日没有来到。

    但我把博客打开了。

    很忙,依然不能回到以前更博的速率,但是,一切都在回来。

    新纪元开始了!

  • 阿拉胖泪同学推荐我看了一篇试图以结构和量化分析电影情节的文章。文章链接见此:http://www.douban.com/note/209101719/ 其中还提供了关于本文的另外两个链接。

    首先我觉得认为电影不可量化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事实上在电影学院,尤其导演、摄影、录音等专业内,最基础的“拉片”能力培养的就是某种量化能力。我们讨论的镜头长短、蒙太奇方式、节奏都是可以量化的,好的拉片笔记中,往往能够看到量化统计的影子。

    一些电影史的研究同样需要这个工作。我今年一年来都在推崇李嘉的硕士毕业论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量化与本体之间协调得很好。十年来的中外学生短片创作统计有条有理,但是最后是回归到导演创作工作上的。我自己最近的工作其实亦是统计,正在做35年来的中国纪录片题材统计工作——但下一步是导向视听的。我要说的是:量化工作很有必要,但是我反对脱离电影本体的量化。

    然后我看到大旗虎皮和作者已经有一次讨论,大旗虎皮有一句话我很同意:电影语言的本质是视听,而不是叙事。

    而另一个问题是,即便在“叙事”这个概念下考量,工业化的剧情电影中,“故事”、“情节”、“桥段”也是不同的概念。作者一上来就用美剧(对,就是美剧,不是电影)的桥段分析作为依据,然后想做出一个叙事模型,这个其实是外行在进入电影叙事分析时经常会犯的错误。

    为什么不能以电视剧(任何电视剧,包括美剧英剧)作为电影叙事研究范本的原因我刚刚和一位豆友解释了一下,直接拷过来:简单点说,影视中有两个时间,一个是现实时间,比如“这是一个十年间发生的故事”,或者“在三十分钟内罗拉必须以快跑做出选择”;另一个是叙事时间,比如100分钟标准时长、九小时纪录片、45集电视剧。那么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个最大区别其实是叙事时间的区别,以不同的叙事时间来讲述现实时间,方法自然是不一样的。

    如果电影真的有叙事模型,那么类型片中每一种类型的模型应该是趋近的,但是非类型片和实验电影呢?即便有两个艺术电影的模型和量化统计趋近,恐怕在视听上它们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不仅视听,他们的叙事也恐怕只在统计上趋近而并非相似。

    关于电影本体的问题,再多一句嘴。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电影作为综合艺术”云云。我没学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我个人是越来越倾向于“电影是独立艺术”这一论调了。电影创作手段不因其要参考绘画、使用音乐等而遵循其他艺术门类的基本规律,而是有其自己的规律模式——这一点已经吵了几十年,只是个人观点。

    以及,就叙事学本事而言,如果要做这个量化工作,是不是应该先以公认的母题索引为依据和参考?而且,做这个工作很需要样本数量啊。李嘉的那篇论文做得好,是因为在样本数量上他做到极致了;这位作者到底想怎么做现在看不清,但看他的豆瓣看片量,肯定无法完成这个工作。

    我啰嗦这么多倒不是对这位作者质疑,我很希望他能做下去,我也会观望,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且有益的事情。经常有人问:“导演系用什么教材?”其实导演系几乎没有教材,导演系全靠言传身教。电影是1895年诞生的,到今天,它的历史仍很短。怎样给电影导演创作(注意是导演创作,而不是叙事学、文化学、符号学分析)以理论总结仍是难题。有人做总是好的。

    我们系是在04本科班毕业时由王老师主持做过一次尝试,要求该班级全班尝试电影导演理论梳理。所以虽然那一个班的本科生最后都被自己绕糊涂了,但还是留下了《电影中的“劲儿”和“范儿”》这种有意思的文章。慢慢试各种方法把这个行当/学科往前推吧。

  •     上上上周吧……我都记不清了。从系办门口飘过的时候被老王叫住,问溪岛同学剧本出来否。我说他发誓了,10号不出剧本就去死。

        老王很淡定的抽了一支笔在纸上(也许是他的日程表)划拉,说:“就是说,系里安排12号或者13号开追悼会是吧?”

        当即就笑倒在系办门口。那天大家都好欢乐啊。小白在我背后的机房笑,我在走廊都笑傻了,办公室里笑成一片,老王一个人飘然淡定的样子。

        过了两天,白兔和李嘉生日,聚餐。欢乐办公室已经开始建议我速速领证买保险,大家吃着火锅唱着歌,鼓励我利用追悼会给自己筹点经费神马的……到10号当天,大家已经按捺不住,纷纷在微博问:“还活着吗?”“开不开啊?”我后来看到,不光我的微博上大家在议论,欢乐办公室的各种微博上大家都在说“耶,等开完追悼会……”

        你们又想吃海底捞了。只有大老师说:“还在写剧本的我就厚德载物了!”

        在老王和师父都曾告诉我不要管之后,我妈妥协了,跟我说:“你还是帮他写吧。”我也妥协了,全功率启动,发了整整一夜呆,去想之前所有构思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到天亮之前,心动过速,但大纲和分场出来了。

        次日开始写剧本,发现大纲全部要推翻,熬夜冥想怎么改,咬牙写了一半。

        到三日后,出剧本一稿。溪岛同学说了一年来最情意绵绵的一句话:“你程灵素附体了!”我勒个去……

        前天修出完整的二稿。见师父,交剧本,过(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了吧)。溪岛君痛定思痛,在师父办公室做检讨。

        我靠,我师父一句话我们俩差点没哭了。这一年,溪岛君被师父鼓励过,被师父骂过,被不止一个师父骂过……我说过他特可怜,导师、本科俩老师、老王,都骂过。金老师是直接抓他到办公室训了一顿,王瑞老师是笑着跟我说该如何收拾他。师父和老王步步盯,一次次谈。

        师尊大人说:“你也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有多大错。很正常。”

        而之前,李嘉说过其实一样的话,老王那天来听我们聊剧本,说得也一样。

        我跟师父说,其实我可以理解,我们这些外校考过来读研的,毕业作业对自己的要求恐怕都是我要完成,我要把故事讲清楚,我得把镜头都连上。但导本出身的学生肯定不一样。事实上我也一样,毕业作业以后就再难拿起机器,下一个纪录片遥遥无期。

        我不知道大家这都是怎么了……其实也很好想通:我们的机会太少。在当下,我们真正能自由表达的机会可能只有作业和毕业作业,投向市场或者投向不得已的主旋律之前,毕业作业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近乎遗言的表达。每个人,面对毕业作业心里都是千钧重担。怎么写都觉得不够好,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电影的理想和标高。ISFVF十年了,十年来一直在反省为什么我们的作业不如海外作业。其实这么多反省里面一直在研读创作者心态,但一直没有太多关注创作压力。现在想想,我们压力是太大了,中国电影的全部现状让人在毕业作业中投射出自尽一般的意念——这样下来,怎么可能放宽心做好。

        另一种功利心呐……

        唯一值得感谢的是,这个系真是个美好的地方。比如溪岛是多么需要作为师兄的李嘉一句鼓励和认可。比如师父和老王骂归骂,到现在出剧本了,说的话全是鼓励。比如王瑞老师和金老师,对他们教过的学生永远都是要负责一辈子的态度。再到大宝主动要来帮忙,师妹们帮着找制片看剧本……

        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导演系了。我真的想替导演系开脱一句:中国电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错不在导演系啊。

        可我们也的确太不坚强。如果说一年的时间能教会一件事,那就是面对最艰难的创作环境,也要再坚强一点点。

        开始筹备了,仅此纪念。

     

     

  • 接着昨天的说

    2012-03-02

        这篇文没什么逻辑,拉杂着说。这几天看片大概是这样的。前天看了《黑镜》,昨天看了《雨果》和《Super 8》,到半夜想来想去,把《黑镜》又翻出来拉了几个段落。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开窍了。

        我之前看《艺术家》的时候,觉得很好,真是好,今年奥斯卡铁定就是它了。但是我似乎又隐隐觉得,这种板上钉钉的判断其实是基于曾经误押《社交网络》,因此今年出来一部向往事致敬的影片又做得精致出彩,我就似乎暗暗也能想到多半是老家伙的奥斯卡评委们会很兴奋。后来看《一次别离》,肯定是好片子,但我就是不喜欢它的那种巧劲。这片子太圆熟了,人物关系的设置、宗教和经济的标签、朴实的美术和摄影风格、单镜头的隐喻、单场戏的节奏都让我觉得圆熟至此也是一件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伊朗电影在阿巴斯、马吉德·马吉迪、杰法·派纳喜手上,都有一种“拙”的感觉,而《一次别离》总让我觉得不是天然的朴拙,而是在严密编织下的“学拙”,这让我有点戚戚然。

        每年奥斯卡,如果众望所归而且果然如此,其实挺没劲的。

        《雨果》看完,几度哽咽,后来录音系一个姑娘问我为什么看这片子会哭,我差点开玩笑说“因为梅里埃结束了单镜头纪录片的时代,所以学纪录片的要一大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甚至羞于回答。我觉得自己看这片子会哭其实是在掩饰内心吧,我们都知道梅里埃是个造梦者,而他的人生其实有个惨败的结局——于是掩饰自己现在面对职业和行业时的梦想和惊恐,于是感同身受。

        昨晚看《Super 8》,这个片子搁在美国不会有人误解片名吧,超8摄影机在很多美国家庭都曾经有过。但是一翻译成“超级八”就显得驴头不对马嘴。这个片子在美国是周票房冠军,IMDB评分约7.6。但它在豆瓣的评分仅有6.3,一片谩骂之声,时光网好一点,7.5分。我想了很久才能想明白豆瓣的分数为什么这么低甚至引发很多观众的愤怒,这个片子在预告阶段很是恶搞,美国观众会在看片时原谅它并非惊悚悬疑,而是裹着一点类型片元素的一场怀旧。豆瓣观众则是直奔类型片而去,愤怒在所难免。

        这是昨天前半夜的事,突然就不想睡了,后半夜又拉了一遍《黑镜》第一集,首相从唐宁街出发,电视台播报那一段,豆瓣有位观众很敏锐,说,拍得犹如“国殇”。

    =====下面开始总结的分割线=====

        我要说的是,我们真的过了又纠结又笨的一年,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纠结。无论是之前的短片,还是天映的长片,或者是暑假去新疆写的那个剧本,都如此。不知道为什么和从何时开始,自己就拘谨起来,写什么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往“像什么”的路子上走,又或者常常下判断:这个好,那个不好。电影固然有好的标准,但创作者在自己内心听从的标准又是哪个?

        这标准似乎像一种靠近,比如社会问题,能不能靠近《一次别离》,因为它太成功了。所以怎样加入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判断变成了总在考虑的事情;并且,似乎很自然的,这样的影片应该是充斥着长镜头的。但回过头来看,《黑镜》的人性展示亦不弱,这种玩法却一直被规避。又要说到《幸福终点站》,在这个片子艰苦的后期中,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愿意听到一种观点——如果当时踏踏实实搞个现实主义的作品就好了。手头的一部电影能做什么和电影是什么不是一回事,电影本身的多元可能竟然默默的就被自己规避掉了。

        如果拿《雨果》与《艺术家》比较,我更喜欢前者。前者有传记色彩,情感上却是向前看的;后者则充满了绥靖的气息;前者仍在造梦,后者则暧昧不明;前者在向梅里埃致敬的过程中说的是电影艺术和艺术家的尊严,后者则充满了时代淘汰个人的调笑。好吧,或者我要承认的是我一直喜欢梅里埃,他太自如和开阔了,电影在他手中是一切手段和全部内心。

        我很想回到梅里埃的心态。

        那我们之与电影的关系呢?是阿里洪总结的规则,还是蒙太奇学派,或者是戈达尔,还是巴赞的学说?或者是我喜欢小津和塔可你呢,不不不那我其实还是喜欢商业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两天一直想把这些羁绊暂且抛开去,回到单镜头,回到电影的最基本的细胞。比如《黑镜》,首相是被迫要去干一头猪,拍得犹如国殇,这个太对了,后面民众矛盾的情绪全部是从这个镜头开始的。比如梅里埃,他让一颗炮弹炸了月亮的脸,这也太对了,可爱又可笑,在当时还是一个视觉奇观。但是“我这个片子和某个片子/某个导演的风格其实是类似的”,似乎就不对了。

        那么镜头之外讲整个的故事呢,讲故事不能先想主题和母题这两件事。尤其是我这样容易限定自己的人。限定了自己要表达什么,然后开始琢磨,这是个爱情故事吧,或者是个复仇的故事,或者是个解除误会的故事……这应该是个商业片模式吧,这应该是个……如果真的是做一个商业片也罢,可这一年不是在做短片么,或者是做毕业作业范畴内的长片么。我们强加给自己的限定、所有的瞻前顾后,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越写越笨……越笨越找不到感觉……越没感觉越看着手头的东西不知如何是好。终于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我得到了一句诚恳的吐槽:“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分镜,不会拍。”好吧,翻回去,连镜头感都没有了。

        到底在搞什么?

        还是,仍是自己没有找到表达的方式?

        噫!结果在昨天后半夜,来来回回拉《黑镜》和《雨果》的时候,我出了一个构思,看起来是最近最好的一个。

        真是活见鬼了。